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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美互相试探的一年

日期:2018/3/22 阅读 ( 20273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处于战略劣势的现实,但又不能忘记,勇者之怒,正是向更强者进行反击。
撰稿|郑若麟
 
  “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于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所说的一句“名言”。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引用过类似的话。这证明,这句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自利色彩的“名言”确实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外交原则。
  那么在今天,我们遵循西方的这个逻辑,谁是我们的可能的、潜在的对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依靠、借助的力量,谁是我们必须警惕、防范的对象……就必然会成为中国和平崛起、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必须持续关注、及时修正和不断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018:大变动的前夜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和”为最高境界的民族。今天我们的对外政策从“和谐世界”(即“没有敌人的战略”)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期盼的是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然而中国的愿景并非西方的逻辑。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出现一个“没有敌人”的、一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未来世界。因为“敌人”是这股势力盈利的“原材料”,他们追求的恰恰是维护世界的“等级秩序”,以确保他们高人一等的霸主地位……
  数百年来,这股势力一直统治着世界。只是到了近十多年来,这股势力开始面临来自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意中产生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战略,而且“绝不称霸”。从历史上中国修建长城、海禁,到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至今天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明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霸主”,这是西方从学者到政治家们都在提出的问题。“身不由己”这个词来自法语的“malgré lui”,意思是“无意为之却不知不觉而为之”的意思。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即使没有称霸的野心,却也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老大”美国的挑战者。
  本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一定会挑战美国。只是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把中国绕进去了。一个概念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中提出的一个历史现象,即后崛起的国家是否会因此而挑战世界的霸主。这只是一个虚构、假设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竟把中国锁定在“挑战者”的地位上,使中国这个本来并没有挑战美国霸主意愿的国家,硬是被国际舆论描述成一个“挑战者”。这个概念被鹦鹉学舌地频频反复引用、使用,更是进一步把中国紧紧地套牢在“挑战者”位置上,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说实在的,从过去三十年一直到近几年,统治着世界的这股势力本来并不担忧中国的崛起。本来,冷战后的世界,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出现了一条所谓的“伊斯兰线”,构成了西方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中国至多被以“儒家文明”的身份被归入与西方对抗的伊斯兰文明的一方去了。当时还引起中国学者们几乎一致的抗议。中国处于一直被忽视的地位。
  然而全球化进程使世界历史出现了新的格局。中国迅速崛起形成一大力量板块。而受到全球化冲突的西方世界内部,也重新分裂成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和以军工等产业资本为首的民族财团两大力量板块。前者因全球化而获利,后者则因全球化而遭到重挫。这样,今天的世界就分裂成四大力量板块: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伊斯兰力量板块和中国。
  中国并非西方两大力量板块的“挑战者”。一方面,过去从中国崛起中获利最大的,实际上是西方内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力量板块。它们才是全球化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对其而言,是带来巨大利益的国家。另一方面,过去中国一直是在西方势力的框架内发展。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一直处于非此即彼的两极状态:中国必然将改变政治体制而走向“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一定会“崩溃”。而“民主化后的中国”不会对西方主导世界的这股强大势力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无非是使西方接纳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一点的“日本”而已。这意味着中国将依然处于这股势力的控制之下,具有某种“可控性”。然而历史并没有朝着其所预测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崩溃”,相反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异类国家”竟因其三十年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才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挑战者。
  更令统治世界的这股势力头痛的,则是相对于中国的迅猛崛起,西方整体实力却在急剧地衰落,使这股势力失去了统治和扩张的工具和基础。此消彼长,危机日显。于是痛定思痛,这股势力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整,试图卷土重来。君不见,过去一年里,虽然中国在继续发展、震撼、超越,但西方内部的大规模调整才是真正值得令人关注的大事。
  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重新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形势与1929年经济危机十年后的世界非常接近。
  而2018年,则是世界即将发生大变动前夜的一年。
 
“不确定”的“临界点”
 
  在2017年12月31日西历新年之夜,我主持了东南卫视的一档高端思想节目:“思·享2018”。当我请参加辩论的五位学者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对过去的一年做出总结时,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连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
  2017年是“不确定”的一年,是“不确定”为“唯一确定因素”的一年(金灿荣);世界发展到了“临界点”的一年(王绍光);在这一年中,“中国继续在震撼世界”(张维为);而“中国特色外交则在全面推进”(于洪君);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韩毓海)。
  过去的2017年确实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西方主要大国美、英、法、德等都完成了政治布局,通过领导人更替或连任等各类选举,使目前的执政层将有3至5年的稳定期。但这个执政层却在一个重大的世界性话题上出现了明确的分歧,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态度。2017年是西方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力量板块开始分别在欧美国家执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2018年将是从“不确定”而走向某种即将爆发的“临界点”。这两大力量板块或走向妥协以应对它们的共同“挑战者”,或走向更激烈的冲突而燃爆世界火药桶……
  2017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登基,确定“反全球化”力量在美国开始执政。特朗普在一年里所做的事,确实比奥巴马在一个任期里做的事更多、更复杂、更诡异、更匪夷所思。但特朗普只是强硬而非鲁莽,其行事方式实际上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引导的。这条主线就是为以军工为首的本土产业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而效力。这令我们想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任满告别白宫的那次著名演说中的警告。艾森豪威尔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们决不能让这一联合体的势力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
  艾森豪威尔的这段话非常富有预见性。今天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军事—工业联合体果然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2018年美国通过的军费预算达7000亿美元,整整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美元。其对美国外交和对外军事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在是路人皆知。鉴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会发动一场或数场战争,2018年会不会是特朗普的美国走向战争的一年?每个关心和平的人都不得不问这个问题。
  2017年对于欧洲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一年,也同样为2018年欧洲的政策走向埋下了伏笔。相对于美国选出一位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而言,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另一个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将一个竭力坚持“全球化”的新人推上了政坛。按理,马克龙因国内经济危机而当选,因此我们以为,总统履新伊始一定会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内经济振兴和解决令所有法国政治家头疼的失业问题和巨额公共债务问题。然而所有人都看走了眼:马克龙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竭尽全力地为“全球化”进程服务,几乎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重头人物。在中东以及叙利亚问题上、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在全球化问题上、在没有了英国的欧盟建设问题上……马克龙的身影处处闪现。相比之下,在马克龙之前还大放光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几乎被媒体所遗忘。马克龙在上台不到一年时间里,俨然成为欧盟甚至是西方世界支持“全球化”力量的领袖式人物。特别是针对特朗普的“频频退群”、从国际舞台上步步抽身,马克龙则步步进逼,四出布局,甚至派出法国军舰到中国南海巡航……从而使法国继续以一个“千万级别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着一个“一流国家”的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因为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公司财团构成的力量板块支持“全球化”,需要一个新的欧洲领袖来对抗反对全球化的美国特朗普!于是,马克龙应运而生……
  其他几个西方大国也在2017年完成了各自的换届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虽然大选受了点挫折,但确立了今后几年的政局的稳定,并由此顺利推进脱欧进程,确定了英国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大格局,并为英国未来几年的外交走向确立了坚定不移的方针。德国默克尔经过大选险胜、并经过翻天覆地的讨价还价后终于组成了新政府,开始其第四届总理任期,也同样确立了德国在未来几年里的政局将趋于稳定。默克尔虽然因为国内选举的因素而被迫沉寂了一长段时间,但在巩固了国内政局后,可以肯定德国将会继续在国际上发声。德英两国分别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注入了新的力量。
  最后,还有两个大国:一个是西方阵营内部的日本,和一个徘徊在西方阵营门槛上的印度。印度虽然将在2019年迎来大选,但由于莫迪总理的大胆改革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废钞令”涉险过关,使得印度的经济深度布局趋于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而导致执政党人民党大幅赢得了2017年五个省邦的地方选举,奠定了莫迪总理明年大选胜选的未来前景。可以说,印度也同样已经对未来数年的政治稳定打下了同样非常扎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对印度为什么在对外政策方面敢于进行某些冒险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日本几乎也在走同样的道路。安倍首相在2017年9月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一场大选豪赌,自民党顺利地赢得了多达261席的“绝对稳定多数”,使安倍将毫无悬念地执政到2021年。日本也在2017年夯实了国内政治基础,也同样扩大了对外政策的可冒险系数。但这两个国家在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争斗中将执何种立场,我们尚无法下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旦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将必然会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来共同对付西方的“挑战者”。
  显然,西方主要国家都确定了执政延长期,2018年将是西方国家及其内部两大力量板块何去何从的一个“临界点”。它们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加剧争夺。无论哪个结果,都会对世界未来几年的格局,甚至是战争还是和平,都产生重要的影响。1929年时,危机导向了世界大战。今天人类进入核时代,使核大国之间发生热战的门槛提得非常之高,迄今为止无人敢跨越。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核武器正在扩散之中,核门槛也随着某些核大国对核武器进行的小型化、实战化改进而在降低……
  2018年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动向的“不确定”,但又是必然要产生变数的“临界点”,显然加深了我们研究和采取相应对策的难度。我们只有加强对“不确定”到达“临界点”现象的研究,方能将即将到来的各类冲突、特别是可能会将中国牵入其中的冲突,化解于无形之中。在未来几年里,来自外部的威胁将很有可能逐渐转化为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自认“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一切外部矛盾都将会引刃而解”的观点是非常短视、片面和有害的……
  现在回头来看2018年中国宣布修宪一事,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这次修宪的意义:在危机来临之前,中国也需要延续政局和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与世界各国都在制定“危机对策战略”是同步的。看来,中国高层也已经在为提前到来的世界性“摩擦”预做准备了。
 
合纵乎?连横乎?
 
  2018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从法国方面传出的信息,称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接待的第一起国事访问,足见美法双方对此次访问的重视。显然,在特朗普明显“得罪”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承担起欧美之间的“中介人”的角色。马克龙在2017年7月14日邀请特朗普总统参加法国国庆阅兵一事显然取得了重大成功,不仅令特朗普也起了在美国国庆日进行阅兵的念头,而且决定将他上台后“首位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殊荣给了法国总统。显然,特朗普已经将马克龙视为欧洲的“新领袖”,而准备与之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马克龙事实上也是中国邀请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位欧洲领导人。最近马克龙被各项西方民意调查捧为“最受欢迎”或“最有力的西方领袖人物”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龙已成为全球化力量板块的“发言人”。
  但最为耐人寻味的,则是美法两位总统目前所代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态度。特朗普是以“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口号而当选的;他的一句名言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马克龙则完全相反,是以“坚持全球化”的口号而当选的。他曾“借用”特朗普的话,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峰会协议时公开表示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应该“让地球再次伟大”……显然,代表着“反对全球化”力量的特朗普,和代表着“坚持全球化”力量的马克龙的会晤,将是西方世界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即以军工、航天航空、汽车、房地产等产业资本为核心的民族财团,和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金融、石油、医药、粮油等跨国国际财团——之间的一次重要的谈判。它们将何去何从,它们之间究竟会冲突加剧还是妥协联手,必然会影响到全球未来几年的格局走向。
  从历史上看,这两大板块力量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利益分野的。最初,从大航海时代(全球化1.0版)到工业化时代(全球化2.0版),全球化一直是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共同推进下发生的。利益和矛盾在全球化早期也主要发生在产业资本内部的争夺。但随着金融资本开始其自身的全球化进程后(全球化3.0版),这两大资本主义内部的力量板块开始出现利益分叉,甚至在近年走向高度对立。全球化3.0版重挫西方产业资本财团,而大大有益于国际跨国资本财团。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国都出现了极右翼政治浪潮,出现反对金融资本的呼声。美国选举制度基于一轮投票和赢者通吃的间接选举体制,结果使得产业资本财团的代言人特朗普(其本身就是本土财团中的一员)当选上台。但采取了两轮直接普选制的欧洲各国则有效地控制了极右翼势力的当选。这就使得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激烈的碰撞。这一碰撞很有可能在意大利出现极右翼势力在大选中占优而进一步趋于复杂化。
  但特朗普上台之后,非常聪明地在为支持他上台的产业资本财团谋利的前提下,也竭力维护国际金融资本跨国财团的利益(比如在从中国为产业资本财团带回2535亿美元合同的同时,也为跨国金融资本带回了中国对金融开放的承诺)。特别是为跨国金融资本和两党在国会中的“亲以色列”势力和游说集团送去了一份特大的大礼: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特朗普上台仅一年,就成功地将美国国内的两大力量板块朝着同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方向聚合。
  2018年则将是特朗普在西方世界内部开始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两大力量板块进行利益交换和融合的一年,是欧美新旧大陆进行新的谈判的一年。
  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的矛盾很深,具有很长的历史根源。但它们也都很清楚,它们之间的争斗,将会使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同时亦非西方的仆从国家)渔翁得利。因此,在特朗普上台后因震惊而导致两大利益板块激烈冲撞之后(我们都记得特朗普在国内外遭遇的种种非议和对抗,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2018年将是它们试图谈判和解的一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军工集团为首的本土产业资本,与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跨国财团一向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交会点,那就是——战争!而战争首先需要认定一个共同的敌人。对此,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
  由此出发,我们必须对西方两大力量板块之间出现任何互动、缓和或融合,都高度关注、高度警惕。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马克龙已经俨然成为西方内部支持全球化力量板块的发言人;他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成功与否,必将与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是否形成某种默契甚至协议密切关联。如果2018年出现欧美之间的关系改善——比如特朗普突然在气候问题上出现某种“松动”、或马克龙突然表态支持特朗普的某项政策的话,我们就要深究一个为什么了……
  与此同时,支持全球化的西方力量板块目前主要是在欧洲。这股力量现在并没有真正最后决定要与中国为敌。毕竟,与中国交往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总是欲迎还拒、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又总要冷言冷语、时不时指责一番的内在原因。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始终做不到真正的“战略伙伴”的程度。那么,2018年我们应该如何展开我们的外交攻势呢?可以预见,这将必然是我们充分利用外交舞台、纵横捭阖、建立最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年。
 
图穷匕首见
 
  2018年在中美之间,则很有可能是相互打出各自底牌的一年。也将是美国特朗普未来三年甚至七年任期(如果他竞选连任而且成功的话)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走向真正露出端倪的一年。
  2017年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政治布局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另外有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在起着推力作用,即我们不知道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在经济上究竟是“正在走出危机”、经济复苏“正在成为现实”,还是“正在走向下一场金融、经济危机”、进而演变成一场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全球性危机。西方经济学家们提供的各类数据,几乎能够使我们同时得出美国和西方“正在走出危机”或“正在走向下一场危机”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世界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怪异的现象,专家们亦无法解释。但唯一能够确定、而且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正在迅猛地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其转轨的力度,甚至比1929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相继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欧洲方面,随着英国的脱欧,欧盟自身也正在出现崩溃、解体的前兆。虽然法国力主继续推进“全球化”的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暂时阻止了英国脱欧导致多米诺骨牌的出现,但欧洲政治色谱整体上向极右方向移动的大趋势并没有结束。意大利大选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我们对欧美下一步的外交和安全战略方向确实暂时难以参透。2018年会不会是一个“危机年”,目前谁也既无法下断言,亦无法断然排除。
  但正是在这个可能的“危机年”中,我们看到西方各国都在坚定或隐蔽地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反全球化”方向的美国,正在而且将继续在2018年高举贸易制裁“大棒”向中国猛击,以此来试探对中国发动一场贸易战的红线究竟在哪里,以便为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勾勒一个对美国最为有利的框架。因此,2018年将是中美剧烈冲突、前景莫测的一年。
  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成功”访华、带走了2535亿美元的贸易合同之后,刚刚回到华盛顿便立即擂起了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战鼓:继之前对中国展开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而发动的“301调查”之后,美国宣布对中国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保护性关税、宣布对进口铝征收“双反税”、对进口钢制品征收惩罚性重税……此外特朗普的美国还在进行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调查,特朗普甚至公开宣布,将会对中国相关企业实施一笔“非常巨额的知识产权罚款”、这笔罚款将是“你们想都想不到的数字”……种种迹象都再清晰不过地表明,美国正在对中国发起一场贸易战。特朗普刚刚发布的首份贸易报告更是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我曾撰文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将在五年之内发生。现在看来还是过于乐观。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从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国家战略报告》,到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无一不是将对华贸易问题提升至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是正在试图修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就差指着中国的鼻子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了。美国《国防部战略报告》中公开发布的一句话,将美国在未来几年内的“敌人”描绘得再明确不过了:
  “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主要挑战是长期战略竞争再次出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中国正利用其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胁迫邻国,重塑对其有利的印太地区秩序。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将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近期取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自二战以后取得的世界“霸主”地位,今天面临一场真正的挑战。美国已经决定要对挑战者进行反制。不久前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刻意批准的《台湾旅行法》,就是对中国的直接挑衅。
  显然,匕首已经露出来了。我们怎么办?
 
也许应该是韬光养晦的一年?
 
  对于中国来说,2018年很有可能是遭遇来自美国空前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压力的一年。美国将在2018年测试我们的底线,看看我们在朝核、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究竟红线划在哪里;看看我们在贸易战、金融战等领域究竟底线在哪里。因此,2018年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朝核危机进一步发酵(尽管将有可能发生“普、金会晤”也不会改变这一点)、台独势力进一步挑衅、周边国家与我们的矛盾会突然间冒出来、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则与西方各国当然首先是与美国的摩擦会不断发生……
  今天的美国依然掌握着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主动权。美国正在为一场新的热战做实质准备,这是无疑的。其中包括将军费预算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成功地对核武器进行了小型化和实战化改进以及在舆论上将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指定为下一场战争的对象国……应该看到的是,在军事上美国依然占有对中国的巨大战略优势和主动权。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有着北约这样的军事条约支撑。美国可以比较轻易地针对中国、或在中国周边发动一场甚至数场局部战争;美国亦有能力推动中国周边邻国与中国发生某种领土军事摩擦。而目前中国对此没有相应的战略反制能力。
  在外交上,美国目前也同样占据着某种战略优势。毕竟美国在世界上有着最多的盟国,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几乎都是美国的盟国。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对石油资源的绝对控制,都使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外交资源。美国真要针对世界上某个国家发动一场外交战的话,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经济和贸易上美国对中国的优势最弱,但美国已经针对中国发起一场全方位的贸易战,形势对中国是非常严峻的。在短期内,贸易战会加剧中国自身已经面临的一些困难……
  但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经贸,美国要想轻而易举地从对中国的摩擦中胜出,则远非那么容易。美国深知这一点。因此,2018年不会是中美之间真正产生剧烈冲突的一年,而是双方对对方进行试探的一年。比如我们几乎可以肯定,2018年将肯定会出现根据《台湾旅行法》而挑战中国底线的举动。轻则台湾高官访美、重则美国高官赴台。我们怎么办?试探对方底线历来存在着两大危险:一是可能会失控。一旦失控,试探就会变成真正的冲突;二是误判。如果试探导致双方中的一方甚至双方都对对方的底线判断失误的话,将会对未来几年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埋下伏笔。这是极其危险的。
  那么,2018年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这些挑战呢?
  首先,通过修宪,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息,即中国未来五至十年将不仅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而且将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任何源于外部的各类危机。同时,中国也应尽快预估外部危机会对中国内部产生的冲击,尽力消除内部最主要的危险“病灶”,将“内忧”首先化解于无形之中。
  其次,中国应在外交领域主动出击,全面加强与欧洲的全面伙伴关系。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就是在西方的两大力量板块中,与支持全球化的力量板块结成某种互利关系,共同应对来自反对全球化力量即特朗普的挑战。须知,当特朗普发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钢、铝制口关税时,欧洲也是被卷入其中的受害者。在全球化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内部的支持全球化力量板块目前处于利益一致的位置。因此,强化与欧洲的关系目前是有可能的,也是有益于双方的。2003年当美国发动侵伊战争时,正是因为中、法、德、俄的联手,使得美国未能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而使这场战争的非法性暴露于全世界,最终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失败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采用“发展中国家”包围“发达国家”的毛泽东游击战略,来加强中国与拉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中国的经贸战线尽可能拉长,建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略布局。过去我们过度重视大国外交。这在一定阶段是正确的。但今后我们同样要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战略,将更多的外交资源转向这些国家,大幅强化与这些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帮助这些国家继续进行工业化,建立一系列新的市场,是突破美国对我经济贸易制裁的一个“金蟾脱壳之计”……
  第四,要不怕把底线亮出来。亮出底线本身,就是对对手的一种威慑。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明确表示,如果来自外部对俄罗斯的攻击危及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时,俄罗斯将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也许就是西方包括美国在内未敢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时做出过激反应的原因之一。不管是否符合事实,但俄罗斯的这一“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是符合目前俄罗斯国力和军力的一种威慑手段。威慑手段要起作用,必须让他人相信。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亮出底线,不妨是一种有效的遏制战争的手段。
  同样,美国也经常采用“亮底线”的手法来遏制对手潜在的攻击行为。比如美国国防部将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分级,其中等级最高的网络攻击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反击。这也是一种有效威慑手段。我们必须研究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底线,必须让我们的潜在对手明白,某些行为将绝对引起我国的强烈反击……
  目前我们已经亮出了一条底线。
  坊间有这样一个传言:在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要求美国政府评估“美台军舰互停”的可行性后,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在一次演讲中做出反应称:“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新在讲到这一段时,是按照讲稿一字不差地念出来的。也就是说,这并非他的个人意见。这就是中国的底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了这一法案,只是宣称其中有着“美台军舰互停”的条款对行政部门“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美国将牌握在手中,随时有可能打出来。美国很有可能在2018年来试探中国的这条底线。由此出发,2018年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一年。
  我们的对策就应该是让美国人毫无疑虑地明白,李克新公使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意志。美国打出这张牌就是启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统一之战。我们只有不仅清楚无误地将这条底线传递给华盛顿,而且必须让白宫和国会山都坚信这一点,我们才能避免战争。美国西部片把美国人的心态、心理暴露得非常明白:只有让美国人理解,我们不仅拔枪速度已经不比你慢、枪法也不比你差,而且我们已经下了“拔枪的决心”,才能真正遏制美国的挑衅心理。
  在其他领域,包括经济和贸易领域,道理其实也是一样。
  但是亮出底线并非狂妄地炫耀武力。恰恰相反。我们是以“示弱”的方式来亮底线,也许更能够说服和震慑对手,即让对手明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破釜沉舟的最后手段。
  但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我们必须有知己知彼的智慧,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绝对不能轻敌、自大,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与美国相比,我们目前依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是清楚明白的。忘记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会吃大亏。我们在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做得如何了?我们在网络安全领域是否已经做到百无一失?我们在精神领域是否已经筑起铜墙铁壁,能够杜绝任何颜色革命的入侵?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面对挑衅而不反击。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每一项挑衅都做出坚定有力、但又斗而不破的反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可行做法。像俄罗斯针对美国将俄罗斯政治家列入黑名单、对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等挑衅依样画葫芦、以牙还牙的做法,对我们就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比如我们可以宣布,将拒签所有访问台湾的美国高官……这需要我们对美国的每一项政策的制定、执行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详尽的了解,我们才能相应地提出反制措施。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仍然处于战略劣势的现实,但又不能忘记,勇者之怒,正是向更强者进行反击。当中国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时,我们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可以说是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在绝对劣势地位我们还能将攻到鸭绿江的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今天我们尽管处于相对劣势,但我们却一定能够打败来自外部的任何挑衅,包括武装挑衅!
  主张“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的英国外长帕麦斯顿对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百年屈辱之中;重复这句话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挑起了美苏冷战,结果是苏联解体、西方“不战而胜”。我们今天重温这句英国名言,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类局面……
  2018年将是重要的、动荡的一年,将是我们面临诸多挑战的一年。也许,2018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韬光养晦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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