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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皆缘

日期:2015/10/15 作者: 王悦阳 阅读 ( 432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此次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作品,或许并非《石渠宝笈》的全部精华,但就这其中不少翰墨名迹背后的故事,也可看出中国书画艺术史的更迭变迁。
记者|王悦阳
 
 
      与历代帝王珍爱书画、重于收藏相同,《石渠宝笈》的最大价值,无疑是记录了清代鼎盛时期皇家书画收藏的状况,同时对于历史上有名的书画作品,做了传承有序的考订。直至今日,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作品,或许并非《石渠宝笈》的全部精华,但就这其中不少翰墨名迹背后的故事,也可看出中国书画艺术史的更迭变迁。
  
《伯远帖》:“三希”名迹
  
  在浩如烟海的展品中,无疑《伯远帖》当仁不让地是首件展品,不仅因为其历史悠久,更因为它是乾隆皇帝最宝爱的所谓“三希”其中之一。
  历史上的魏晋风流总是令后世人们仰慕不已,其中的名门望族王氏一家在中华书法史上占据了一个巅峰地位。大家都知道书圣王羲之,还有他书法成就杰出的儿子王献之,但在皇家珍藏的“三希”宝帖中还有王羲之一个远房侄子王珣的书迹。当乾隆帝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兴奋地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集中宝藏于养心殿的西暖阁一隅斗室中,认为它们属于“稀世神物,非寻常什袭可并云”,于是索性将这间袖珍书房命名为“三希堂”。这三件稀世的法帖珍品,辉映着东晋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风范与荣耀。但自命风流的乾隆皇帝也有走眼的时候。被当作“上上真迹”的三件宝帖中,经现代书画专家研究,认为《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其实皆为后世书家临写。三希至宝中只有《伯远帖》仍被认为是东晋王氏法书的真迹,这也是其别样珍贵之处。
  从内容上来看,《伯远帖》并非类似《兰亭集序》那样的雄文巨制,而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尽管小小的一页只存录王珣书信中的47个字,但只言片语中似乎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在诉说着萦怀的回想和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怅惘。此帖书迹俊逸流畅,劲健灵动,其结字缜密,而又大小参差,疏密有致,正是信手写来,更显风流之美。
  作者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小字法护,又称阿爪、东亭,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出身名门望族,祖王导、父王洽均为朝廷重臣。王珣早年追随桓温,为其重用。晋安帝司马德宗初年,官拜尚书令,封卫将军。五十二岁病卒,谥穆献。历史上,王珣富于才学,雅好典籍,以词翰著称,被赞为“神情朗悟,经史明徹,风流之美,公私所寄”。其书法痩劲古秀,顿笔含章草遗意,与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接近。行笔出入顿挫,锋棱俱在,劲健纵横,潇洒古淡。意境悠游恬淡,俊逸疏朗。最重要的是,《伯远帖》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因而备受世人珍视。
  此帖宋代入徽宗宣和御府,《宣和书谱》就有著录。明代,董其昌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京城获观此帖,于后隔水题跋称:“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七年后王肯堂在新安吴新宇处获观此帖并作跋。直到清初,《伯远帖》归安岐所有,著录于《墨缘汇观》。不久之后入藏内府。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异常珍重,不仅亲自题写引首“江左风华”四个大字,并题跋道:“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并钤“乾隆宸翰”、“涵虚朗鉴”二玺。随后又在卷子的前隔水上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12字。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耽书是宿缘”三玺。字上还有乾隆晚年常用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玺。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御笔又识”,钤“乾”、“隆”二玺。可谓能题跋之处都写了个遍。不光如此,乾隆似乎不厌其烦地表现对这卷书法的热爱,在后隔水上的董其昌题跋后,乾隆皇帝饶有兴趣地挥动御笔,亲自绘制一幅枯枝文石图小品,以彰显其雅好,并题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随后,他又命董邦达绘图于卷尾余纸,沈德潜作《三希堂歌》识于卷末。并将此帖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刻入《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在做了那么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事情之后,乾隆皇帝或许万万也想不到,在他身后不多久,这卷他异常宝爱的法帖却没能永久地留在紫禁城中。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被敬懿皇贵妃随身携出,后辗转为鉴藏家郭葆昌所获。郭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拥有。1949年,郭昭俊为借款将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无力赎回。得知此消息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最终由国家出资购回,《伯远》、《中秋》二帖得以复归紫禁城。并能在今天的《石渠宝笈》特展上,展示于世人面前。
  
《游春图》:最古老的画卷
  
  如果说《伯远帖》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那么此次展览中的《游春图》卷,则被广泛地认同为现在存世的最古老画卷。
  该图经宋徽宗考订题签,于是历来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展子虔(生卒年不详),祖籍山东,历北齐、北周至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其创作题材涉猎广泛,工绘人物、山水、车马、楼阁及翎毛等。他承魏晋南北朝绘画技法,开隋唐山水画之新风。
  此图卷描绘的是春日踏青的情景。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季节,到山间水旁游玩的生动景象:水的这边两个闲人在走马,水的那边两个人在看水,湖中三位标致的女子,乘船闲话中,正在渡河。画面中,有一座溪上的小桥,山中还有古刹……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水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在此图中,画家笔法细劲流利,山石树木等都是运用线条勾画,人们所熟悉的山水画皴法的痕迹尚未体现,因而完全依靠线条的组合,装饰性强,设色浓重,因此带有高古韵味。
  直至今日,这件作品被认定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之一, 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用石青色、石绿色沿山体填色,并以泥金晕染山脚,是中国山水画中“金碧山水”画法的先声。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空间与造型意识,远近、高低的空间关系及相互比衬的大小、宽窄结构比例关系,标志着我国古典山水画趋于成熟。可以说,《游春图》的出现,结束了“人大于山和水不容泛、树木若伸臂布指”的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
  此图没有作者的名款、印章,也没有图名。因宋徽宗赵佶在前隔水处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近些年,沈从文、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等学者和鉴定家对这幅作品的作者和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广泛讨论,认为它并非展子虔亲笔所绘,可能是五代时期或宋代的摹本。
  画上钤印有二十余方,表明此图流传有序。历经宋徽宗赵佶、贾似道,元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明严嵩、严世蕃父子,清梁清标、安岐,最终被清乾隆内府收藏,并钤“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印。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之名将其带出皇宫,携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的东楼(俗称小白楼)收藏;后日本投降、溥仪出逃,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该卷流落于东北民间。1946年初,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开始陆续出现。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古玩商家们更是蜂拥而至。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与人合资,一起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回京后,他将一些伪迹和平常之品售予故宫博物院,所得足以赎回本金;然后将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和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便因此流出国外。在此紧要关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竟也落到了马霁川等人的手上。
  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马霁川得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后,异常着急,唯恐此重要国宝被商贾转手售出国外。然而,与马氏接洽后,其索价八百两黄金更是让张伯驹先生进退两难。为免国宝流失,张伯驹一面请墨宝斋的马保山先生从中周旋,一面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厂商,声明此卷有关历史,决不能流失出境,否则便是中华之罪人,使各商家有所顾虑。最终,在马保山先生的多次协商下,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当时张伯驹先生因屡收宋元名迹,手头拮据,不得已将所居四合院出售,加之卖出一些首饰,支付了约170两黄金,这才将《游春图》卷收归。而这处房产大有来历,乃是他当年花重金买下,据传曾是大太监李莲英居住的私宅,不可谓不豪华富丽的了。由此可见,为保护国宝,张伯驹可谓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对此,他曾在《春游记梦》中写道:“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恚。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生动地表现了当年此卷千钧一发,险些被卖至海外的曲折往事。若不是张伯驹抢先一步,恐怕这卷最早的绘画珍品就难免流落海外的命运了。
  1952年,视书画如生命般的张伯驹先生高风亮节,允诺将《游春图》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今日人们得以在武英殿重赏此卷,思前想后,不禁为伯驹先生的云水襟怀、爱国气节而感佩不已。
 
《出师颂》:合璧成佳话
  
  盛世修文,乱世离散,聚散无常,万事皆缘。《石渠宝笈》的藏品再精,也难抵岁月的磨难,曾几何时,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诸多艺术珍品被带出了紫禁城,甚至出现在了民间。它们有的进了私人收藏,再难露面,有的则远离故土,飘零海外。而随着这几十年来国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艺术品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昔日珍品,通过国家收购,乃至个人捐赠回到了故宫,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此次《石渠宝笈》特展中,《出师颂》就是很典型的一件。
  根据著录书及鉴藏印记,此本称为绍兴本《出师颂》。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和著名书法家启功的《论书绝句百首》二书,都对《隋人书出师颂》做过详尽的考证、评价,认定为“隋人书”。
  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蚕头凤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
  自唐朝以来,该卷一直流传有序: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此卷本幅后有米友仁、张达善题跋。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张达善书跋尾部分被拆分出去。
  岁月荏苒,经过了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在1997年,张达善跋《出师颂》出现于拍卖品市场上,书写内容为对《出师颂》文字、历史背景及作者的考证等,弥足珍贵。尽管如此,当年这件意义非凡的作品估价25万至30万,出人意料的是最终竟然流标了,令人扼腕。不久之后,上海的收藏家,“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涛与他的父亲一起,收藏下了这卷题跋。2003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经过多年努力与追踪,终于找到了《出师颂》。对此,徐邦达先生兴奋不已,92岁的他竟然为此激动得几天都没有睡好。徐邦达先生说他早就知道有这幅书法作品,但没有想到现在出现了。徐邦达认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现存最早之传世书法墨迹。而这件《出师颂》墨迹从时间上看可能比《平复帖》稍晚,但是称得上是现存的第二古老的古代书法作品。对于这件《出师颂》墨迹,徐老表示:“宋人认为是隋人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晋代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晚于隋代。无论从作品的年代还是从艺术价值看,《出师颂》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作品。它的墨色像漆一样,真是国宝!国宝!”
  最终,故宫以优先选择权,加之动用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从拍卖公司购回《隋人书出师颂》,成为当年的文化热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出师颂》本幅与元人张达善的题跋当时却仍旧割裂。2013年9月,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创始人陈东升提议,中国嘉德出巨资购买了《出师颂》题跋百分之五十的权益,与藏家陆氏父子共同向故宫捐赠了这件珍罕作品,使得《出师颂》和其题跋珠还合璧。至此,《出师颂》和其题跋这两件国宝级高古书法作品在分离91年后再聚首,因此,此次展出是这两件珍品合璧后的盛大亮相,也是该国宝真正的全貌。
 
《清明上河图》:中国的《蒙娜丽莎》
  
  说起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与画家,或许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得很深入,但只要一提到《清明上河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一次神秘的它一旦现身,必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与追看热潮。上一次出现于十年前,上海博物馆的“晋唐宋元国宝展”,竟然因为一卷《清明上河图》的到来,而引起万人空巷,大排长龙,争相一睹的热闹场面。如今,在故宫武英殿,再度现身的它,又引起了巨大热潮。
  恰如全世界的游客来到法国卢浮宫,几乎没有不冲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而去的,这幅画因被盗风波与真伪传奇的种种传说,而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被高高挂在卢浮宫的墙上,防弹玻璃一层层,画前围着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仿佛看不到这画,就白去了一次卢浮宫。对照于此,《清明上河图》庶几近之。
  这幅被誉为“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长卷,究竟有着怎样巨大的魅力呢?
  《清明上河图》绘于北宋,作者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于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后研习绘画,供职于内府翰林图画院。明王绂《书画传习录》记载他“性习绘事,工于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
  该画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据考证,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借以参加商贸活动。因此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三部分。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画面表现北宋汴梁城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城乡风光与市井百态。图中有城外郊野风景,有漕运繁忙的汴河,以及虹桥上下之景,还有城内繁华的街市。繁杂的景物按照一定的情节进行组合,结构严谨而紧凑,画法精严,刻画入微,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于一般的界画。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画面虽长而不冗杂,繁复而不芜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若没有极其细致的观察与高超的画笔,很难将当时复杂丰富的社会环境加以还原再现。而这一作品的每一笔一墨,也无一不显示出宋画对于逼真、传神与再现自然的审美追求,哪怕只是寥寥几笔的舟车、桌椅等,线条虽少,结构丝毫不错,且安排妥帖,令人感受到无穷的生活气息。或许,这也正是人们喜爱观看这幅作品的原因之一,看看老祖宗的生活,究竟与今天有着怎样的相同与不同,分外亲切。
  《清明上河图》流传有序,在宫廷与民间历经辗转,画上有历代鉴藏印玺共近百方。它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它流落至金邦,成为私人藏品。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它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1578),大太监冯保巧用伎俩获得此图,并将它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其家产被抄没,此图遂入清内府。
     清朝覆灭后,末代皇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1932年,它曾存放在吉林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幸运的是,该画最终在通化被解放军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由于该画名气实在太大,千余年来,此画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其中大陆藏10余本,台湾藏9本,美国藏5本,法国藏4本,英国和日本各藏1本,光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7本。其中,北京故宫本被专家鉴定为原作,其他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其中较出名的有明代大家仇英绘制的版本,以及所谓的“清院本”。“清院本”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文写作参考资料来自故宫出版社出版的《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
 
链接:《出师颂》
 
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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