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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上海史看海派文化的形成

日期:2017/3/15 作者: 任蕙兰 阅读 ( 427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因为开放,所以宽容,才会开明睿智。在一个文化比较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容易理解跟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化,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
记者|任蕙兰
 
       海派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和京派文化、岭南文化有什么区别?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难以说得全面。上海自元代设县以来,曾是南北运输的重要中转港口,近代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建国后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逐渐奏出经济最强音,绵远的历史造就了什么样的海派文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专注研究上海史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晚小品把海派气质定格在爱面子、排外、小气等特点上。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上海对全国各地人才的虹吸力——上海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0多万发展到2400多万。熊月之认为,上海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海派文化就是在移民社会中形成发展的。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多元,包容性强,不会特别排外。而改革开放之后外地人涌入上海,其实是上海移民传统的恢复。
  熊月之说,近代上海形成了移民社会双重认同的特点。一个人在家里说的是家乡话,而上街了就说上海话。他若去了外地,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会说是上海人,可在上海的时候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却回答是宁波人、无锡人。当别人赞扬上海人,他会自认为上海人;当别人批评上海人,他又会自外于上海人。所以,当他出手大方、喝酒爽快,外地人赞扬他“你真不像上海人”时,他心里会由衷地舒服。
 
 
重商是海派文化的最大特点
  
  《新民周刊》:上海自元代开始设县,漫长的历史给海派文化注入了什么样的DNA?有哪些历史渊源可以追溯?
  熊月之:上海的发展是从宋元时期开始的。元代为什么要在上海设县?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镇在南方,元代迁都到大都(今北京),比开封还要往北,需要从南方运输大量的粮食物资到首都。南宋以后战乱不止,京杭大运河长期失修,多段淤堵,很难承担运输职能,而依靠陆路运输更困难,所以元朝想到从海路运。
  当时人们对海路运输的认识不像今天这么成熟,元朝找了两个“专家”,一个是上海崇明的朱清,另一个是上海高桥的张瑄,他们两个都是海盗出身,对海路很熟悉,也很懂造船,这两个人解决了粮食海运问题。为了管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南北运输,松江从县升格到府,上海从镇升格到县,当时很多上海人从事粮管、粮运方面的工作,还有走私。所以上海的发展和商业有天然的关系。
  从元代到明朝,除了官方的南北运输量很大,民间的海上贸易也很频繁。虽然朝廷实行海禁,不让民间从事海上对外贸易,但是日本、东南亚需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外国需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中国需要国外的银和其他物产,走私的利润很大,所以江浙一带的海上贸易禁而不绝。
  《新民周刊》:为什么在南北海运航线上,上海的地理位置这么重要?
  熊月之:南北海运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杭州湾以南,海面是蓝色的,海水很深,南方用的是吃水深的船,底是尖的,因此叫鸟船。在南通以北,海面是黄绿色的,海水很浅,向北方行驶用的是吃水浅的沙船,底是平的。南船不能北上,北船不能往南,所以南来的粮船和北去的粮船要在上海附近交会,换了船继续运送。上海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所以带来贸易优势。
  《新民周刊》:从一个无名的小镇到南北海运中转的重要港口,上海发生了什么变化? 
  熊月之:上海逐渐变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先从商业性来看,明清地方志写到,当时松江府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松江,上海是商业港口。上海靠海,主要产盐,土壤不如松江肥沃,种不出什么粮食,盐碱地只能种棉花,棉花也是主要产物。明清时期上海重要的经济产品就是和棉花有关的纱布、棉布,人们不可能单靠这些物资生活,必须要用这些物品去交换,上海棉布、纱布和丝绸的交易很发达,所以海派文化和商业联系密切。
  再来看贸易,上海的环境襟江带海,位于长江出海口,随着青龙镇、江阴等港口因长江出海口东移而没落,上海顺势起来,成为长三角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而且上海依托的内在腹地也很大,苏州是唐代以后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上海就是苏州的外港。
  商业、贸易发达的城市消费也很旺盛,因为很多商人聚集在这里,有很强的消费力。商业是季节性的,比如丝绸贸易就和养蚕的季节有关,商人不会四季定居在一地,人的状态是流动的。明清时期商人在城市里的地位是很低的,“士农工商”之中商人排在最末。但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等级没有那么森严,南来北往的商人来到这里,上海对外来者不排斥,城市需要造桥铺路,商人出钱为城市做贡献,地位也随之提升。商人热衷消费,他们喜欢建豪宅、穿华服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也提升了城市的商业氛围。所以重商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移民城市的独特气质
  
  《新民周刊》:如果说元代设县是上海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变化,那么开埠以后上海是不是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
  熊月之: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不过20多万,在全国城市排名12位,1900年后数据呈现跳跃式增长: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19年超过240万,1949年超过546万,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海派文化形成主要就是在近代开埠以后。
  《新民周刊》:近代形成的海派文化有哪些特点?
  熊月之:海派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商业性,以及在商业性基础上发展来的世俗性、大众性和世界性。
  太平天国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打仗,很多人跑到上海,1860年后上海相对比较安全,富人带来钱,穷人带来廉价劳动力,上海就这样发展起来。上海是座移民城市,陌生人在一起,会更重视个人的因素,比如外表、能力、当下表现,而不是重视出身。另外,原先在熟人社会,人的行为会受到各种关系和人情的约束,而在陌生人社会,不会受到从前的约束,人就比较敢闯敢拼。所以移民社会的人比较重视学习,竞争力强,注重提升能力,这些都是海派文化的表现。
  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多元,包容性强,不会特别排外。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西方人在宁波、广州、厦门、福州四个开埠口岸做生意都不顺,但在上海很顺利,因为上海人不排外。这和上海行政等级不高也有关,广州、福州等是省会城市,厦门、宁波是府城,上海是县城。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越有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越容易排外。上海重商,愿意和外国人做生意,觉得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好,和外地人做生意也好,都一样。
  另一个特点是世界性。从清末到民国年代,西方物质文化强于中国,上海人和西方人的相处方式和内地人不同,上海人和他们有直接的接触,对西方文明有真切的了解。
  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是从“华洋分处”到“华洋混处”开始的。小刀会起义以后,华人进入租界,和洋人混处,租界从几千人扩张到几十万人。这么多人要管理,中国政府又管不了租界,所以租界设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法庭、巡捕房等。
  西方人来到上海,在上海租地、盖房,生活在这里,他们是把上海的租界当做家园来经营的,就像后来他们在加拿大等地做的一样。所以上海当时的物质文明是和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很早就有汽车、电灯、自来水等等。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看到国外有新技术就马上用在这里,华人也跟着马上学起来。上海人从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到认可他们的制度文明,比如教育体系、民主制度,都是打心眼里认可的。所以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界性。
  还有一个特点是世俗性。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商业上要赚钱就是迎合市场。举个例子,海派画家的特点就是迎合买画者的需求品位,擅长画美人、花鸟这样的主题,向世俗品位贴近,满足普通人的艺术需求。海派画家任伯年就擅长花鸟。再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听戏,上海人喜欢看戏,因为戏曲在上海为了满足普通人的欣赏品位,要热闹、好看。还有海派小说也偏向迎合读者需求,鸳鸯蝴蝶派就是20世纪初在上海诞生的。从商业上的考虑来看,普通市民阶层是最重要的消费者,所以海派文化有世俗性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性是海派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因为重视商业,才会迎合世俗、迎合大众。
  
海派文化的一体两面
  
  《新民周刊》:建国后,上海迎来了第三次重大变化?
  熊月之:对。上海城市发展原本是依靠市场,也就是内贸和外贸。建国后,国际环境改变了,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国在经济上制裁中国,上海的外贸没有了,在上海的外国人都走了,投资也没了,1949年后上海经济主打内销。
  上海从一座商业城市转变为一座工业城市。刚建国时沿海城市不发展工业,因为可能会打仗,上海的工厂迁到内地。1956年以后,国际形势日趋太平,上海开始发展工业,原本上海的工业基础就很好,重要技术都在上海,所以上海重点发展重工业,宝钢、江南造船厂都在上海。当然,上海轻工业也发展得不错,外地人到上海出差都要买些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自行车、手表回去,送人很有面子。
  《新民周刊》:从那时起人们对上海人的评价开始变得褒贬不一,既有敬业、务实等正面评价,也有精明、爱面子、小气等等负面评价,这是什么原因?
  熊月之:全国实行计划经济,19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有两句话,“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一方面,各种原材料、农产品都从全国调拨给上海;另一方面,上海向国家输送人才和财政利润。
  上海87%的财政利润上交国家,占到全国财政收入六分之一,只有13%的利润留下来,所以上海改善居民生活的余力很少,上海城市发展严重滞后。住房、交通、污染三座大山压得上海市民喘不过气来。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平方米。
  上海人很矛盾。一方面上海人觉得自己很能干,务实,敬业,为自己的专业技术自豪;另一方面感到很憋屈,上海为全国做了这么大贡献,自己的生活却不富足。外地亲友到上海来,上海人家里小招待不了,收入也低,就连请吃饭,送点轻工业产品也捉襟见肘,所以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小气。海派文化是一体两面,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是不是为海派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熊月之:应该说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上海发展落在了后面。上世纪80年代,上海发展失去优势,既没有广东等地的政策优势,也没有全国调拨物资的优势。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经济发展重新发力,外地人涌入上海,增加了上海城市的竞争力。上海逐渐恢复了移民传统,上海人口从改革开放以后1000多万人发展到现在2400万。
  《新民周刊》: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一直对外来者秉持开放的态度,为什么近年来对上海排外的指责却多了起来?
  熊月之:排外并不是海派文化的传统,海派文化历史上一直是包容性很强的,无论是在宋元还是开埠之后,上海对外地人和外国人都很接纳,也形成了多元的海派文化。排外是和上海人当下的心态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能干,感觉高人一等,上海有很多技术骨干支援全国。现在则反过来,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汇集上海,这些人才都很拼很努力,而一些生活安逸的上海人渐渐失去竞争优势,在很多领域都竞争不过外来人才。当人变得不自信时,才会排外。所以上海应该重拾移民城市的开放传统,外来者历史上一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历史是文化的骨血
  
  《新民周刊》:2003年,上海在全市大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2007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提出“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新增了“开明睿智”和“大气谦和”的表述。上海城市精神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怎么去理解这些特点?
  熊月之: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开放,也就是海纳百川。因为开放,才会追求卓越。移民社会最重视个人能力、个人表现,因为在一个契约社会,和传统的人情社会不同,陌生人在一起,要凭能力说话,出身、家族关系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你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追求卓越。
  因为开放,所以宽容,才会开明睿智。在一个文化比较多元的社会,人们更容易理解跟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化,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如果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认同一种文化的人占大多数,就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压迫性。移民社会里每一种文化都是少数,多元存在,所以不会有压迫。
  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些内容是海派文化既有的、实际存在的特性,也就是对过去的描述,也有部分内容是对未来的期待,对自身的期许,比如大气谦和,上海人一直被评价有些“傲娇”。
  《新民周刊》:熟知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才能了解海派文化的起承转合,上海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提出“上海学”的概念,听说您在主持编纂一部《上海通史》,对上海史的研究会有哪些突破?
  熊月之:我们编写的《上海通史》一共有30卷,从2013年开始立项,当时是市委市府交办的课题任务。今年5月会先出一部分,大概七八卷,明年底之前会全部印出。
  这30卷中,有16卷是按时间顺序编纂的上海史,从有考古发现开始到2010年世博会,范围是大上海地区。有8卷是人物篇,我们选取人物的标准有两条,一个是出生在上海的重要人物,另一个是重要活动发生在上海的人物。外国人在上海有重要活动的也列进去,比如沙逊、哈同、邬达克等,这是一个突破。还有6卷是图表,比如职官表、人口变迁、街区发展图等。传统史学注重“表”和“志”,上海地方志在很多地方已经很完善,我们就把“志”的精华用“表”来表现。
  这次我们编纂《上海通史》有几大突破,一个是时间下探到2010年,和现在非常近;二是空间覆盖大上海区域,把周边区域也纳进来;三是加强1949年以后的历史部分。原来修上海史的时候,1949年以后的很多历史材料还没有解密。1999年以后解密了很多资料,新材料多了,史实内容更丰富了。我们想做一部集大成的《上海通史》,有创新,又是合乎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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