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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转变

日期:2017/6/7 作者: 姜浩峰 阅读 ( 630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一代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记者|姜浩峰
 
     四十年来的家国,屡创奇迹的山河!
  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争取“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仔细勘察这40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会发现一根奇妙的数据曲线——高考录取比例。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570万人参加考试,仅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然而,这是全国统一高考中断11年后的首次考试,这一步的跨出,殊为不易!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近千万,录取比例则已经攀升到75%左右。全国高校数量也从1977年的404所,达到目前的2600所左右,各高校综合实力正在进一步增强。40年来,更多国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个体拥有更高学历水平的同时,中国也为自身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未来的中国,无论民富还是国强,都亟需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其中当然包括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就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来说,高考制度改革,则吹响了中国大学积蓄力量、冲刺国际前沿的“冲锋号”。
  上海正走在高考改革的前沿。诚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很高,中央要求我们确保初战告捷、落地生根、推广辐射。我们必须把准改革方向,努力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当前,要牢牢把握工作节奏,从考试、评卷、填报志愿到投档录取等每个阶段都要聚焦重点,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抓好各环节工作。”
  
从恢复高考,到大学扩招
  
  5月31日,韩正前往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各项准备和保障工作。他强调,高考综合改革意义重大、社会关注度很高,必须按照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的要求抓好各环节工作,切实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和家长有更大获得感,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这项重大改革试点任务。
  同一天,参与今年综合评价录取、报考上海大学的同学们纷纷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是否通过初审。通过初审且高考成绩达到上海市自主招生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
  今年,与上海大学一样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学校,在上海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华大学。
  高考投档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占10%,这是这九所高校招生择优录取的评价体系。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也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兼顾公平性与科学性,既看分又看人,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人才选拔的过程,此种招生方案,自2015年在复旦、上海交大推出,去年已扩大到上海的九所高校。今年,这九所高校继续采用此种“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
  而在2015年之前,高校5%的自主招生试点已经开展了十多年。
  从2003年开始,复旦、上海交大成为首批有5%自主招生名额的高校。之后,全国陆续有高校纳入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5%的上限只在高校第一年试点时不得突破,此后,如果是生源较好的高校,往往没有什么限制。以北京为例,北京大学早在2008年自主招生比例就达到10%。
  无论是当年5%自主招生试点,还是如今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都是在希图改革统一高考,建立普通本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有网友评价认为,这是在“饱受公众质疑的‘唯分数论’高墙之上崩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然而,对于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以来一路的变化,真的只是一直在纠错吗?全国统一高考一直只有饱受公众质疑的份吗?显然不是!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那是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之一。
  2008年从江都县中学退休后返聘扬州市江都县国际学校的徐德培,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原本,1966年他将参加高考。从农村一路考学到江都中学的徐德培,在1966年初的新年心愿,就是要考取大学,“鲤鱼跃龙门”,成为一名大学生。然而,随着“文革”爆发,到了1966年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学校的广播喇叭里播送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将高考冲刷得无影无踪。当半年日历撕光的时候,谁也没有傻乎乎地再追问高考的时间安排。”徐德培说,“就这样,没有进过高考考场的‘老三届’,带着一份无奈和遗憾,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偶尔在‘知青屋’的稻草铺上做一回‘高考梦’,都舍不得醒来。”
  徐德培的经历,自然不是个案。包括如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曾是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当年的知青,许多人渴望恢复高考。特别是“老三届”高中生,比如徐德培,原本高中阶段学得还不错,总希望有朝一日恢复高考,自己能像1966年以前的老大学生一样——顺利进入普通高校学习。一方面,成就个人理想;另一方面,报国有门。
  一位绍兴白马湖春晖学校1975届的毕业生满怀诗情地回忆说:“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天是温暖的。当时我在百官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队企业’五金螺丝厂做仪表车床工。当我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下子就惊呆了,激动得眼泪马上夺眶而出,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这是一位生活在豫北小城、当年在农场劳作的青年事后的回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彻底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一代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改变了之后几代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然而,并非经国务院批转一份意见,全国各地便都统一执行。大多数的知青只不过将手头有限的残余课本复习一遍,甚至可以说是学习一遍,就临时抱佛脚般走上了高考的战场。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年以后,即便改革的序幕即将拉开,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想要改脑筋,也殊非易事。“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他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的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当年参加高考者如此回忆。
  即便有幸获准参加高考,比如前述那位河南考生,因白天在农场劳作,复习资料的搜集成了母亲代劳的重要工作。“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毕竟,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机会,竞争到了非常“残忍”的地步。
  1977年,积压了11年的高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参加高考,报考人数为570万人,最后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时隔半年多,当1978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全国统一高考逐步走上正轨。这一年,报考总人数是610万人。这是一个空前惊人的数字——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没有超过200万人。直到2003年,参加全国高考的人数才又一次达到610万人以上。而1978年参加考试的610万人,最终录取者仅有40.2万人,录取比例不到7%。难怪当时的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被人称为“天之骄子”。而2003年,经历了大扩招后,全国613万考生,录取了382万,录取比例高达62%。
  
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从十来个人中挑选出一个有资格进入本专科院校学习者,到二选一,强国路上,高校招生不仅录取比例大大提高,亦经历了数次改革。
  比如199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高校扩招。
  1999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直至2012年4月,教育部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高校有意识的扩招持续了长达13年多。
  尽管在师资、生源质量上,当年的高校持续扩招带来过一些负面影响,但确实提高了国人高中升学率,使更多学生圆了大学梦。同时,高校扩招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差距,使得中国初步进入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在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阎海峰教授看来,高等院校招生模式也好,高校培养人才的方式也罢,都有随着时代发展岁月变迁而变化的过程。
  就普及率更高的本科教育而言,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师大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教授日前在该校第100场“人生导师”专题沙龙上说到:“本科期间,就像记笔记一样,要学会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断储备自我表达、逻辑思维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可以说,如今的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正在从知识积累、知识储备型转变为——储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储备更多潜在甚至现实的创新能力。如何更优化选择高中毕业生,让更多人得以到更合适的学校、专业深造,是目下高校招生改革的目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正式拉开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序幕。上海市和浙江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随之出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看来,这次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改革。
  如果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话,那么,一年之后,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则标志着国务院政策已经开始真正落地,也预示着我国高考改革已经全面进入了深水区。
  2017年,教育部的这一系列高考改革方案开始落地。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传出的消息是,北京已启动2017年高考综合改革。根据方案要求,北京将从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开始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将取消本科第三批录取,与本科第二批录取合并;英语(精品课)听力考试从笔试中分离,一年两次实施机考等。上海将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广东则不设文理科,一年一科多考。江苏高考新方案实行“3+3”模式,宣布于2021年高考开始实施。包括江西、浙江、山东等省的高考改革方案,亦陆续出炉。
  这一切的变革,围绕的目标不再是高考录取比例是该提高还是该降低,也不再是因为经济运行周期影响下的局部调整,更非跟上发达国家教育普及率的成就。
  改革的目标,在于到2020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诚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所说:“以前的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世界高水平的大学这一宏观目标,但对高水平大学的具体要求没有做出界定。《方案》第一次提出大学、学科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换言之,以前的跟跑者中国,将成为领跑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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