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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 1978往事

日期:2017/6/7 作者: 何映宇 阅读 ( 1570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刘震云觉得,“文学这个词,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好知识,‘文’是文章;‘学’是学问,‘文学’说的是文章的学问,或学问的文章。好作品里肯定有极大的学问,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态度的不同,作品里体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对现在的世界是极大的颠覆。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记者|何映宇
 
        高考结束了。
  “我相信考得不错。我预感我能被录取。不能上重点大学,起码也能上普通大学。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在考场警戒线外等了两天的爹,爹一下竟说不出话来。平生第一次,一个老农,像西方人一样,把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颠三倒四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这是刘震云小说《塔铺》里的一段,虽然是小说,但描写的,却正是他自己参加高考的故事。
  冬天了,教室四处透风,宿舍四处透风。一天到晚,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在这个复习班里,有着各式各样怀揣梦想的人,有干部子弟,有已经结婚还扯着俩孩子的,还有为了追一个参加高考复习的女生才来读这个班的学生。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有考得好的,有考得差的,有哭的,有笑的。
  而那个他初恋的姑娘,却落榜了。
  暮色苍茫。在送别的路上,她说:“哥,上了大学,别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俩上大学的。”
  他走了。走了两里路,他向回看,她仍站在河堤上看他。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刘震云:“指导员再见!”
  
  14岁时,因为比同龄的孩子长得高一些,家里人给刘震云虚报了年龄,让他参了军。
  那是1972年,甘肃基地抬眼望过去,全是风沙遍地的戈壁滩,特别干燥,刘震云老是流鼻血,但是和老家河南比起来,他还是喜欢荒凉的戈壁滩,因为至少,在这里能吃到白馍,而在家里他整天只能吃高粱面,因此当兵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特别好的差使,更何况,还有时间可以学习。
  5年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恢复高考了。
  他找到基地的副指导员万为东,对他说:“要不我别当兵了,我回家去考试去吧?”
  副指导员很开明,说:“你回去也行。”
  就这么着,刘震云回到了家乡河南延津,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白天上课,晚上,他就点起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要是从屋外看,影影绰绰的,像鬼一样,一早起来,鼻子上给煤油熏出一鼻子的黑。冬夜里,窗户密封性不强,更显得屋里凄冷,但是一想到他的理想,刘震云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和干劲。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刘震云自己还没什么,他的父亲可是激动坏了,一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可不是上辈子修下的福?他拿着两兄弟的录取通知书,逢人就说:“你看这个事这很难办。”
  人家就问他:“怎么了老刘?”
  老刘答:“录取通知书有时候真看不明白,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
  实际上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重庆,可是刘震云父亲就是装糊涂,其实就是为了显摆。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考上和考不上大学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刘震云说:“如果没有高考,那像我们家生活上就会有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找媳妇。我们家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小妹妹,如果我们考不上大学,我父母肯定会头疼。但是那一年,就把我父母解脱了。”
  到了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了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
  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来北京大学看他,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说:“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刘震云一摸,还挺厚的,他连连推辞。指导员说:“怎么不合适,走吧!”
  刘震云只好拿下,走了几步,他突然又转过身去,对着指导员说:“指导员再见!”然后给他敬了个礼。
  以那一年他参加高考为故事原型,刘震云后来创作了一部以高考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塔铺》,打动了无数读者,也开启了刘震云的文学之路。他的这篇代表作,恰好诞生在恢复高考10周年的1987年,而他的家乡,则是离河南省新乡市不远的小镇塔铺。问他,当时写这篇小说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故乡?刘震云说:“形式相似。我们当时都非常贫穷。一方面是物质的贫穷,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匮乏。正是因为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匮乏,所以我们才要离开故乡。所以我要一听谁说他对故乡有感情,就觉得特别地矫情。你是农村的孩子,既然那么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有人说故乡啊母亲,我怀念故乡的那棵老槐树,我就觉得矫情,老槐树哪找不到?《塔铺》我写得非常的朴实,虽然它并没有达到我现在追求的境界。”
  《塔铺》获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肯定。那不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刘震云的第一篇作品是在北大念书时发表在《未名湖》杂志上的,3000来字,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写得确实不怎么样,但他对此记忆却很深,只是,深的不是作品,而是负责稿子的编辑,“因为那是77级的一个漂亮女孩”。
  
查建英:北大休学去美国
  
  这个漂亮女孩的名字叫查建英。
  1978年的春天,她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突然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一切是真的吗?她都不敢相信自己。
  高考之前,她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像个黑人,和农民没什么区别,最累的时候,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高考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大学里,她是大忙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刊物《早晨》,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以及《未名湖》,查建英都参与了。就是在《未名湖》编辑部里,她见到了刘震云,还记得他写的这篇写农村生活的文章特别棒。而同学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他俩就挺当回事儿地把他约过来谈。这一期,除了刘震云的小说。还有校外来稿,最重要的,一是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二是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和刘震云开始写作的时间差不多,北大还没毕业,查建英就开始写小说,只是,写了几个短篇她就出国了。“我们77级北大中文系有一多半的同学有‘作家梦’,写小说,写诗,写各种各样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准备日后搞研究搞教学,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吧。”查建英说。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她说她就想当作家,三个志愿,她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最终,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很清高,当时特看不起学英语的,查建英说:“我后来去美国留学,刚到美国的时候完全是昏掉了,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根本看不起学英语的,大家就是糊弄。上那种公共英语,都是混个通过,学完了都把英文书一丢,我也没认真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可以申请自费到美国留学,就报了名。我申请的是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英文系,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时给我拍了封电报来,说我们可以给你奖学金,你马上来。恰好我去的时候是托福来中国的几个月前,不用考托福,所以我‘蒙混过关’就到了美国,还拿了一笔大学英文系研究生的奖学金。我的英文当时甭提多烂了,幸亏我去的时候也很年轻,才21岁,现学还来得及,头半年完全是‘坐飞机’,老师讲的都是乔叟啊、莎士比亚啊,头疼得要死。”
  查建英是个随性的人,在北大,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北大最后一年,上半学期念完,下半学期我就走了,当然最后还是给我发了毕业证书,因为我提前交了一个毕业论文。”
  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可供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而她并没有选择这条唾手可得的康庄大道。问她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到美国去就是想出去看看,开拓一下眼界。”
  到了美国,除了一开始让她头疼的英语问题,没碰到什么大的阻碍。南卡罗来纳大学英文系主任对她特别好:“每个节日我都在他们夫妇家里和他们一块过,他就对我说:你必须过这关。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第一年我非常用功,背水一战,交了一批当地南方的美国朋友(那边几乎没有中国人),而且我觉得我的语言感觉还是不错,所以半年以后就觉得说英语和他们交流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之后,查建英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著名的教授夏志清先生。1987年,她回到北京,和一帮朋友办刊物,开始比较集中地写一点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篇什,多半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回国后她才觉得接上地气,回到母语环境里来了,而且当时北京的文化气氛很浓,很多新小说家出来,“顺流而下”,她就开始写小说了。
  而此时,刘震云也开始在国内的小说界崭露头角,1987年前后,他连续发表《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刘震云觉得,“文学这个词,是我在北大学到的最好知识,‘文’是文章;‘学’是学问,‘文学’说的是文章的学问,或学问的文章。好作品里肯定有极大的学问,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态度的不同,作品里体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对现在的世界是极大的颠覆。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
  
葛兆光:成为出土文物
  
  和刘震云、查建英一同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还有葛兆光。
  “文革”开始时,葛兆光16岁,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1968年,他下乡当知青,在苗寨呆了三年多,之后就在县里的工厂干活,这样持续了近10年。
  1977年国家公布能再次高考时,葛兆光正跟着供销社下乡工作队在苗寨,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匆匆开始准备。“我只有初中水平,高中数理化完全不会,但是文科虽然也考数学,但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算算还应付得来,我只有选择考文科。之后一个月我别的都不复习,只学习高中数学。囫囵吞枣把高中数学都学完,最后居然还能差不多考满分。不过这些知识,我考完以后就全忘了,到现在我差不多连初中数学都不会了。”
  当年北大在贵州招生,计划中就只招古典文献专业一个学生,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只要能上大学就好,尤其是北大。除北大外,他当时在志愿里还填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
  当时总共考四门课:史地、政治、语文和数学。参加高考时,葛兆光已经27岁,所以语文和数学还得加试一题。如果他是25岁以下,他的数学就可以是满分,可是加试那道题他不会,没有做出来。好在他的史地和语文分数都很好,总分很高,最后顺利被北大录取。
  入学之前,葛兆光大概了解这个专业是要钻故纸堆的,但具体学什么却不是很清楚。他们读书时,别人就管学古典文献的人叫“出土文物”。文学专业写诗、写小说,很容易轰动一时,当时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就红透半边天。而像古典文学专业则要寂寞得多,但是,他们的文学训练把旧和新结合起来,提出了“内功”的要求,因此对后来的学术之路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有六门课: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每门阅读的量都很大,这是其他专业所没有的。除此之外,它又同其他专业有一些共有的课,这一部分就非常杂了,他们需要在哲学系上中国哲学史,在中文系上文学史,在历史系上通史,等于什么都得学。另外还有一门重要的课,叫中国文化史常识,那时候给他们上课的老师真是大牌云集:王力、邓广铭、史树青、刘乃和、阴法鲁等等,这门百科全书式的课,讲官制、音乐、天文、历法、目录、科举、绘画等等什么都有。这种“杂”使得他们的知识面变得非常宽。
  老师们也会给他们很多方法上的启示。金开诚先生对葛兆光说:“给你一棵白菜,你也要做一桌席。”意思是说,使用史料要用透,对历史材料的研究要达到一种“油都被榨干”的感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老师,像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周祖谟对语言文字学的解说,特别是历史课上张广达先生对中古文化交流史的叙述,都有不小影响。
  葛兆光1978年春天到北京大学的时候,直接接触的老师却正是上一代的学者,像金开诚、裘锡圭、严绍、张广达等。葛兆光回忆说:“这些人跟我们接触很密切,所以不能说我们就真的跳过了这一代。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所谓‘隔代遗传’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断地反思以后,觉得我们可能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跟隔的那一代更加亲近。但实际上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上一代接触还是很密切。我们跟上一代有很多能够相通的地方,比如,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影响,多多少少在观念上不够开放,学术积累上确实不够深厚。比起更早的一代,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里还有像周祖谟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我还见过游国恩先生、魏建功先生,可能从学术上会有更亲近的感觉,但是五六十年代出来的这一批人,跟我们有更密切的接触,不可能马上越过他们。有些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像张广达先生。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所以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很难说谁影响了谁,在北大这样的环境下,当周围都是一些不错的学者和很不错的同学时,你自己就会把自我要求提高。而这,是所有北大的学生在北大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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