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社会  >   “单身狗” 惊动团中央

“单身狗” 惊动团中央

日期:2017/6/21 阅读 ( 7414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单身潮、少子化、老龄化,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记者|王 煜
 
       近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共青团将通过媒体和各组织开展教育,帮助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联合社会青年组织多开展便于青年交往的活动,并协调和推动司法部门来规范婚介服务,打击虚假欺骗行为,从而帮助青年人找到合适伴侣。
  网友随即欢乐地炸开了锅。在一众调侃国家终于开始关心“单身狗”的论调之外,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团中央的这次发声其实是在落实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在这样一份重要顶层设计中,“青年婚恋”被专门列为要解决的十大问题之一,其分量可想而知。
  通常只是用来自嘲的“单身狗”问题,为何瞬间成了国家大事?
 
最汹涌单身潮来袭
 
  2007年,“剩女”成为教育部公布的当年171个汉语新词之一。10年后的眼下,“单身”的情况变得更为显著。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这近2亿的单身人口中,男女比例存在失调。
  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2000年开展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仅有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显著增多。有不少中国单身女性认为,不结婚也很幸福。
  通常认为,我国经历过4次“单身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部《婚姻法》带来了全国的离婚潮;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为第三次单身潮;当下,随着“全国单身人口近2亿”这个数据的披露,媒体遂认为,第四次单身潮已显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桂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其实真正的“独身主义者”并不多,这次单身潮的主要成因在于适龄人群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我为主”,更加追求个人生活享受;同时,社会和家庭对这种观念的宽容度提升,“以我为主”的可实现度也提高了。人们开始更加追求婚姻质量,以前还可能“将就”,现在宁愿不结婚也不再“将就”;另外,结婚成本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次单身潮的涉及面广:城乡皆有,以城市为主。以前单身现象可能只涉及部分人群,现在人群多样化了。因为总人口基数特别是同年龄人群规模增大了,因此单身人群的规模也显著增加。最为关键的是,以前的单身现象多为被动形成,现在以主动选择为主;因而解决难度比较大。
  这种“以我为主”“主动选择”的单身人士的增加,很显著的影响就是带动了“单身经济”“单身文化”。
  2009年“双十一”电商购物节的出现,可以算是“单身经济”在中国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标志。而早在2001年,英国著名周刊《经济学人》上就出现了“单身女性经济”概念:“她们是广告业、出版业、娱乐业和媒体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独身而且收入不菲,她们是最理想的顾客。与其他阶层相比,她们更有花钱的激情和冲动,只要东西够时髦、够奇趣,她们就会一掷千金。”
     单身经济,显然不只涵括女性。在当下,无论衣食住行、娱乐、社交、“充电”、养老,单身男女都开始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俨然形成了一条单身产业链,从单人家居用品、一人餐、单身游,到精品化小户型住宅,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单身一族的消费结构与以家庭为主体的消费结构显然有所不同。有统计资料表明,单身族的储蓄倾向要明显低于家庭,相反边际消费的倾向却要远高于家庭。分析发现,单身人士当中,不经考虑就购买奢侈品的占28.6%;16%的人至少每周去一次酒吧、KTV等夜生活场所;31.6%的人每月的最大开销为自我娱乐消费或聚会等社交消费,为未来储蓄保险的只有5.4%。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单身人群的消费特点,一个是更加年轻化,另一个是对创新、时尚类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他们的消费热点包括食品消费、时尚消费等等,像手机、无人机这样的科技产品也包括在内。
  有没有想过,24小时便利店里只需要在微波炉里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的盒饭、电商网站热销的各大品牌的零食,都可能是商家专门针对单身人群开发的?
 
个人选择还是国家大事
 
  既然单身可以是个人的主动选择,也带来了新的经济文化业态,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这么操心让单身男女脱单,而不是放任他们“一个人优雅地老去”?
  单身潮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晚婚化和少子化。除了前述全国人口普查的呈现,以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为例,更近一些年份,且采用追踪调查的数据也可以提供另一视角:2017年6月初,复旦大学发布了“80后的世界”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结果。此项调查历时8年,先后于2012年开展1次基线调查,2014年、2016年开展2次追踪调查,入户访问近1200户上海地区“80后”家庭。调查显示:上海“80后”中,30岁至34岁受调查人群中从未结婚的比例已上升至男性19.2%、女性12.5%。
     “与欧美等地区相比,我国的终生单身率尽管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但总体而言还并不高。”上述调查团队成员之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沈可告诉《新民周刊》。她说,这意味着我国这些在适婚年龄段未婚的人群,大多数在将来的时间里还是会结婚。但她同时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社会文化以及法规政策中,婚姻与生育是紧密相连的,非婚生子是少数,大多数人不结婚就不会生育。那么晚婚必然对一段时间内的人口生育数量造成影响。
  即使是结了婚,现在年轻父母的生育愿望也不高。上述调查表明: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从全国而言,近年来普遍二孩政策的落实后,我国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左右,但国际上公认2.1的总和生育率才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少子化加剧着老龄化。国家卫计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7.8%,这将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
  少子化盛行、老龄化加剧,长久而言,是事关国家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人才资源储备乃至竞争力的大问题,这已经是经济、社会、人口等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推算的“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还有十多年8%增长的潜力”,但是现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而是进入“新常态”,这与青壮年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几乎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利用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但必须认识到的现实是,无论“制造”还是“智造”,都依赖于青壮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人口持续老龄化乃至最终减少,上述蓝图的实现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我国面临的单身潮并不只是“高雅的自主选择”,底层单身者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面。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他的《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一书中这样描述这种两极分化的单身趋势:“因贫富分化,中国单身现在出现了剧烈的分层,高层单身出于主动选择,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正常’生活方式;底层单身则主要是迫于物质和身份限制,比如疾病、贫穷,这是永远沉淀在社会底部的现象。”底层单身群体产生性侵、嫖娼、情杀、骗婚、贩卖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几率要高于一般群体,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不可忽视。
  即使回到个人、家庭的角度,婚姻的“保护伞”作用也得到了调查的证实。前述复旦大学“80后的世界”调查表明,“80后”已婚群体的心理健康指标更优,不健康的饮食起居行为更少,抑郁和幸福感的均值都优于未婚以及离婚丧偶群体。
  王桂新和沈可都指出,尽管关于婚姻家庭的文化传统迥异,但世界许多国家目前都面临着“单身潮”带来的影响,而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明显:在法国,每三户人家就有一户是单身;德国柏林的独身人口达到54%;日本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韩国也于不久前宣布进入“单身全盛时代”。
  单身对中国造成的各方面影响,也正在这些国家发生着效应。“单身影响世界”,并不只是一句调侃。
 
与“单身”和谐相处
 
  单身已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那么,如何应对?
  在王桂新看来,国家和社会在积极解决单身问题的同时,也要尊重个人选择,包容这一现象,不要把这一问题无限放大,避免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他认为,“单身”可能会成为“新常态”,所以一定要从包容对待,到逐步适应常态化。
  沈可表示,晚婚、单身现象的提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例如,“80后的世界”调查显示,上海的“80后”婚姻中,学历男强女弱的现象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妻子受教育年限与丈夫相当或更高的婚姻已占83%。“女性不再依附于比自己学历和地位更高的男性,而认为个人生涯发展的重要性更强,从而推迟结婚年龄,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而言,单身并非全然那样可怕。
  王桂新还提出,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婚姻和生育捆绑在了一起,但基于现实,法律和政策上应当作些改革,让未婚生育子女与婚内生育子女在各个方面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他认为,这样虽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单身问题,但却能减小传统意义上的单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回过头来看看引爆网络热点的团中央的表态。其实,中央出台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针对青年婚恋问题的干货并不少。
  规划中,“青年婚恋”问题列在第四位。发展措施包括: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开展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保障青年在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定权益。
  细节表述中,有很多新的提法,比如: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鲜明抵制负面的婚恋观念;打造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交友信息平台;加大对性知识的普及力度,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性健康课程,等等。此外,规划还明确提到,在青年中加强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沈可建议,政府不妨从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着手来鼓励婚姻和生育。
  比如,在中国当下的情况,如果没有父辈老人的帮助,年轻父母是很难既保持工作,又独立抚养0-3岁的孩子的;女性如果做全职妈妈,对职业发展的影响过大。这让不少年轻人即使结婚,也在生育上再三犹豫。如果政府能规划和提倡发展针对0-3岁孩子的规范托幼机构,不仅让夫妻省去了生育之后的后顾之忧,也减轻了老人的负担。另外,像广泛设置母婴室这样服务生育的细节考量如能落实得更为彻底,才能真正让人们乐于生育。
  再如,从福利保障上来说,产假可以再延长以及更加灵活。新加坡有针对父亲的产假;瑞典的产假总长达52周,而且可以在夫妻之间灵活分配,谁愿意更多耗费时间来照顾孩子,就可以申请总假期里更多的时间,这也有效促进了男女平等。
  沈可说,像瑞典这样的产假政策,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一蹴而就,但可以在遵循其宗旨的前提下,逐步推进。
 
精彩图文
热门文章  
网络订阅
  • 龙源期刊网
  • 中国知网
  • VIVA
  • 超星
俱乐部专区 / CLUB 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