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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焰,一个温婉而坚韧的出版人,细看她30年的成长奋斗史,也是“波澜壮阔”

日期:2017/8/9 作者: 丁曦林 阅读 ( 16143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身处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我们的路很长,我们在品质坚守、学术影响方面还需要努力,我们需要文化自觉和理想情怀,要为出版真正的优秀图书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记者|丁曦林
 
       曾经的文青,如今的“出版领军人物”,华东师大出版社董事长、社长王焰在出版领域奋斗了近30年,所获专业奖项一大串。日前,在丽娃河畔的智慧楼里,记者与她面对面访谈,分享了她从1980年代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出版大社的社长、每年领导出版数千种图书、实现码洋规模10亿元、屡屡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打赢胜仗的经历和感悟。
  听她回忆成长史,谈论思考与主张,我感受到一位60后出版家的文脉根源及理想情怀。
 
从普通编辑开始的成长路
  
  《新民周刊》:王社长,我知道,您是1980年代活跃于高校的“校园诗人”,酷爱文学,也做过学生散文社社长,做出版是您的梦想吗?您最早编辑出版的图书有哪些?
  王焰:我是1985年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那个年代,毕业是“包分配”,而我第一个岗位是留校在人事处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度过单纯、温馨的四年本科学习后,依旧留在了所挚爱的学校。我属于安于现状、不主动提要求的人,组织安排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1988年,学校调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我挺高兴,毕竟文字工作与我的中文系专业对口,这一干,就干了大半生。我从一名最普通的编辑做起,起初做领导分派的任务,经历了一本本书的编辑与运营,渐渐成长。早期我与老编辑张圣章合作,策划组稿并编辑出版了《通往奥运冠军之路》;后来社里推出效益考核的改革,动员和鼓励出效益书,我策划组织了《上海十大名校试题精选》,这本书当年发行了近10万册。自此,我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寻找书稿,1996年策划出版了“二十世纪国学小丛书”,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当年“国学热”。
  《新民周刊》:据了解,您早些年专注于组织教材教辅,还担任过华东师大出版社中小学教材中心主任,这一段的经历对您成长有着哪些收获?
  王焰:教育研究是华东师大的核心,而教材教辅是我们社的立足之本。1997年,我担任总编办主任的时候,负责组稿一部由教育部规划的高职高专公共课教材,这套书于1999年出版,起印2万套,当年一销而空,之后几年时间里重印和发行了约20万套,它让我深刻认识和体会了,教材出版对于我们社意味着什么。不久之后,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改革方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拿到了初中四个学科(数学、历史、科学、体育和健康)的“国标教材”编辑权,那是规模巨大的大工程,但时间紧,任务重,当时需要我去做的不是编辑工作,而是组织与协调,掌控全程的进度:从一开始接受任务,到要求提供初稿送审,只给了短短两个多月,此时教材还没写一个字哪,怎么做?许多事情就是被逼出来的。在打这场战役的过程中,我和同事们订规划、议合同、组织主编和编写者每周开例会、联系排版印刷等等,千头万绪,但最终,顺利通过了送审一关,使得华东师大出版社在国家级教材实验区站稳了脚跟。再后来,我出任中小学教材中心主任一职,教材市场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竞争异常激烈,从2001年到2008年,我一方面组织协调部门工作,另一方面也奔赴外地省市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打交道,那时整个中心人手才10多位,却每年做出2亿多元码洋的教材,一线拼杀给了我很大锻炼,让我体会到,对于我们社而言,抓教材教辅就是抓生存,而人的潜力是需要压力激发的。
  《新民周刊》:有一套书,是您策划编辑的,叫《中国文字发展史》,学术价值挺高,我看到已经在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公示名单中。您是如何从教材教辅“跳”到人文社科领域的?对于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感悟?
  王焰:2008年左右,根据国家的号召,华东师大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那是一桩大事情,尽管出版社已经长成大树了,但多年来还是习惯了华东师大的“事业编制”。但一旦决定投身这场改革,上下也很齐心,也就是从那时起,华东师大出版社成立了若干事业部以及几大分社,而我被安排担任策划总监,分管全社的选题策划,以及社里产品线的规划。角色变了,新角色要求我主抓策划,那时我切身体会到,策划是多么重要的机制和能力,对于一个出版机构而言,从选题到内容,从发行到推广,哪一个环节离得开提前的精心策划?哪怕获得政府资助的出版项目,也有赖于策划完成。所以分管这一块业务,对我日后推动和驾驭整个出版社的图书选题,如何实现创造性的“无中生有”,积累了经验和体会。后来,我又分管了社项目部,对一些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重要图书项目的运作,也发挥了作用。《中古汉字流变》那套书就是那个阶段策划编辑的,后来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做学术出版与做教材教辅出版,共性都是求精,个性却明显不同,前者强调学术品质,需要思想积淀。
 
做一个称职的“领头人”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做了七八年的副社长,于2011年,正式履社长一职。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展状况如何?您有没有推行“新官上任三把火”?
  王焰:我任“一把手”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2年多,它已过了阵痛期,公司化运营的格局和机制已经成型了,我是“萧规曹随”,认同这样的发展模式,准备带领大家在这样的模式上继续前行。而在中国出版领域,市场格局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能否在较高的起点上率领大伙儿继续打好一场场硬仗,我还是深感压力,如履薄冰。宣布我任职的那个夜晚,我的确想得蛮多。从大处想,一社之长,要掌控每年出版几千种图书的教育大社,是需要怀着理想、信念、责任和良知的,图书出版的使命与其他职业不同,肩负着文化积累和知识传播的重任,出于对读者、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理应孜孜不倦出版好书,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从小处想,公司几百个员工,将他们的梦想、幸福寄托在单位里,希望社里发展给他们带来良好的职业口碑,稳定体面的收入,将心比心,责任也重大。我赴任后,从来没有想过“新官上任三把火”之类的问题,只是苦苦思索,如何做一个称职的“领头人”,如何激发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本上,要将团队带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新民周刊》:您出任社长后,主要抓手是哪些呢?
  王焰:“十二五”规划期间,出版社已经提出了几个方向,包括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资本化、专业化。这些目标中,有的适时便积极推进,有的时机不妥则暂缓,而我特别注重“专业化”,注重“品牌战略”。多年的实践让我体会到,卖产品还是卖品牌,大有不同。产品是品牌的基础,品牌是产品的灵魂。我将社里的图书库存、出版规划等梳理几遍后,提出所有商标都去注册,强固整体品牌,让读者一看到我们出的书,立即会联想到“华东师大出版社”。记得有一阵,市场上“一窝蜂”做教辅,“一课一练”销售额一度跌到了谷底,怎么救的?靠的就是凸显品牌的力量。从2011年开始,前后三年里,我们在“品牌战略”上花了力气。有的注册商标连连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等,客观上能阻击仿冒或跟风产品的围剿。目前,“一课一练”品牌步入了国际市场,数学版权输出到了英国,对中国出版界、教育界都意义非凡。抓了整体品牌,再构筑一系列子品牌,精品图书的价值便得以凸显。此外,我还狠抓了“营销战略”,组建营销中心。它从发行中心衍生,与发行中心合成攻占市场部队的一体双翼。我要求新成立的营销中心突破各个分社搞的单本书宣传瓶颈,侧重全社层面的整体宣传;还要求全社从传统营销转向立体化营销,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手段,实行“编发联动”。
  《新民周刊》:我与出版界同行打交道,似乎人人盯着教材教辅这块“肥肉”,有的主营文化图书的出版社也曾削尖脑袋钻营教辅。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或思考?
  王焰:外界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市场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即哪一类图书吃香,会引发“一哄而上”,教辅类书鱼龙混杂,一度形成一片乱象。当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出名了,社会上马上会冒出“课课练”之类似是而非的教辅产品,将学生和家长完全搞糊涂了,有的“李鬼”书七拼八凑,严重败坏了教辅书的名声。而我们呢,作为从事教材教辅的正规军,内心的压力很大,我们不可能仅仅从经济效益出发,更决不可能混同于“打一枪换个山头”的出版游击队,别人来夺食,我们怎么办?往精度做,往深度做,简而言之,凡是华东师大出版社策划编辑的教辅类书籍,必须是精品,必须是干货,社会上不是普遍反映课外习题增加学生负担吗?那好,我们紧紧跟随中小学教材的发展变化,通过精选题目,帮助学生实现“减负”。人们看不见的是,我们教辅分社的编辑们殚精竭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修订教辅图书,通过组织各个学科顶尖教师集体会诊,确保教辅质量。
  《新民周刊》:听员工们说,华东师大出版社挺能“折腾”的,每年都改革。
  王焰:不改革怎么行?!市场千变万化,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因循守旧。其实,从2000年编辑分流改革开始,华东师大出版社每年都要“折腾”一次,也算是企业文化了,而小规模的“局部折腾”更是经常有,常态化了。我们的“折腾”不是乱来,而是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分析和判断,适时采取应对措施。看起来我们出版社的体量已经很庞大了,实际上我们有着非常灵活的机制,只要发展需要,一切都可以改变,决不墨守成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譬如,一些出版社行政色彩浓厚,为了做一件事,层层审批,效率低下。我们呢?务实求真,讲求业绩和效率。譬如,公司管理结构上,我们讲求“扁平化”;对于员工使用,我们主张让他们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自我发展;对于编辑流程、薪酬体系,多年来根据发展的需要“改来改去”,有的改革似乎是回到“过去”,其实是螺旋式上升,依据形势的变化,追求更加有效。总之,所谓“折腾”是指改革,改革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
 
再忙再累,也心甘情愿
  
  《新民周刊》:好书不一定好卖,好卖不一定是好书。记得您说过,“出版社的话语权是以出版物的影响力来体现的。”您是如何在经典书和市场书之间走好“平衡木”的?
  王焰:经典书具有文化价值,代表了民族的文化积累和高度,对于这类书,我们义不容辞,投入了大量精力,譬如《杜威全集》《中国学术编年》等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我们组织了精锐编辑承担课题,可以说,负责这个项目的编辑,从研究生毕业干起,十年如一日,扑在一个“大部头”上。类似的长线图书项目,很多,涉及哲学、教育心理学、历史等等。近期有《论巴赫》《讲台上的“学问”》《记忆、历史、遗忘》等人文新书推出,在专业出版、学术出版方面我们几乎每年推出一个“大精装”工程,高端书也成系列地问世,体现了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与此同时,对于“市场型”的图书发掘,我们也积极探索,无论选题策划、内容制作还是渠道推广,积极发挥创新思维。2012年陈坤的《突然就走到了西藏》,是为这类书量身策划的尝试。全书以陈坤大型公益活动“行走的力量”为主题,提供了来自行走现场的第一手图片,配以行藏实录,书中也不回避陈坤真实生活里的诸多“话题”,以图文还原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演艺人。这本书几乎横扫当年国内各大出版和媒体奖项,捧回了“最具影响力图书”“年度图书”等奖状或奖牌。我们在文艺书籍方面也屡有斩获,像“薛忆沩系列”、翻译诗集系列等,都形成了特色。
  《新民周刊》:您从事出版工作近30年,亲历了华东师大出版社近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对于当前出版业从纸质时代向多媒体时代转型的现状以及痼疾,对于数字化手段越来越丰富的明天,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焰:我们这一代是读着文字书长大的,对以纸质形式出版的文字是充满感情乃至敬意的。而下一代,是在数字化环境下长大的,不可否认,他们对文字出版物明显存在一种疏离,一定程度上甚至抗拒“文字阅读”。作为出版人,我是深感忧虑的。电子技术越来越炫对于文化发展固然是一种推动,其实,它很可能对文字传播发生多方面的复杂的影响,我们应当清晰地看清这一点。我想,能让人类文明传播更广更深的,还是纸质图书,图书能让文字走得更远。所以,作为出版社,一方面,我们很早就制定了电子音像以及数字出版的发展规划,这些年也开发了许多数字产品,但另一方面,我相信,传统阅读不会被电子阅读完全替代,我们的中小学校,要采取切实的措施让成长在数字环境下的新一代,不要因为电子数码产品而荒废阅读能力,也相信终有一天下一代也会喜欢纸质书籍,这是完全不同于视频阅读的体验和界面,他们会享受到,通过纸质书籍能更便捷地获得思想的魅力和文化的深厚。
  《新民周刊》:我感佩您的这一想法,这是我们这一代在喧嚣世界的某种清醒吧。我们小时候受到很多英雄事迹的滋养,而您很拼,不辞辛劳地奔波,是不是也有英雄主义情结?
  王焰: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是因为我喜欢出版工作,当个人兴趣与职业目标高度吻合,也就实现了苦中作乐,或者说,我再忙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是否有英雄主义情结,我觉得我身上不太显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只是专业人士都应该具有的职业素质和向上精神。坦率地说,我觉得,在当下出版界,理想主义比英雄主义更稀缺、更被需要,放眼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等,它们为高校出版社树立了一个个标杆。身处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我们的路很长,我们在品质坚守、学术影响方面还需要努力,我们需要文化自觉和理想情怀,要为出版真正的优秀图书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否则生产出来的只是带有文字表征的物质而已,而对不起“图书”二字的精神本源。所以,在管理和经营的岗位上,一旦遇到好的图书题材,我也会兴奋,会参与策划,有时直接与有着文化底蕴的作者交流也很快乐。这是身为出版人的本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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