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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龙象之争”的西方阴谋

日期:2017/8/16 阅读 ( 4497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事实上,从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来客观比较,印度很难在中短期内赶上中国,“龙象之争”的说法被夸大了。
记者|金 姬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期间,有关“印度赶超甚至超越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莫过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6月28日发表的一份发展预测报告,预言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极将从中国转移至印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宗义对《新民周刊》表示,哈佛的这一报告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事实上,从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来客观比较,印度很难在中短期内赶上中国,“龙象之争”的说法被夸大了。
 
注水的GDP?
  
  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这篇名为《新的2025全球经济预测,预言中国的进一步放缓和印度的持续增长》的报告中,预计到2025年,印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达到7.72%,中国GDP增速则放缓至4.41%。
  从印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印度近三年GDP增速的确已超过中国。根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2016年4月-2017年3月)实际GDP增长率为7.1%。但包括刘宗义在内的很多国内外学者都指出,印度的GDP有水分,这和莫迪政府2015年调整了GDP统计方式有关。
  2008年,联合国修正了1993年的GDP核算标准,并督促各成员国使用。和旧标准相比,新的GDP核算范围将研发、专利和版权支出都视为投资,因此这类支出首次被计入GDP。如果采用新的标准,绝大多数国家GDP都会被抬高。
  纳伦德拉·莫迪2014年5月就职总理后,于2015年初宣布调整GDP统计方式——新的GDP计算方法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作为主要指标,取代之前以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GDP;基准年也从2004-2005年切换至2011-2012年。为了提高本国GDP,印度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例如,新的GDP统计方式把老百姓的金银首饰都算成了“储蓄”而不是“消费”,还加入了山羊绵羊排泄率等指标来统计有机肥的产量。
  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GDP增长数字焕然一新:2014财年印度GDP增长数字从原来的4.7%上调至6.9%。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直截了当地说,印度GDP数字被夸大了,数据和政绩挂钩难以保证结果的精确性。就连当时的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也公开表达了疑惑。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质疑称,当前印度制造业的经济增速只有1%,与印度接近8%的GDP增速目标相去甚远。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以美元统计的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GDP排名,美中日分列前三位。在各种场合发表要“超越中国”言论的印度(2.2635万亿美元)排名第七位,总量仅约为中国(11.1991万亿美元)的1/5。
  即便按照当下的GDP增速,印度的GDP总量也会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赶上中国这一邻居的梦想,似乎只是印度的一厢情愿罢了。
 
莫迪的野心
  
  刘宗义指出,莫迪政府比较注重吸引外资,这也间接提振了印度经济。“印度这两年经济有所起色,还和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有关。每年印度进口大量石油,占到的贸易比重很高,这两年国际油价下降,无疑对印度有利。”
  但莫迪政府近两年推行的种种改革,对于印度经济的积极影响就十分有限了。
  8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降息,将利率降至近7年来的最低点。分析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印度央行逆势操作反映出印度经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2016年“废钞令”改革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今年7月份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则对印度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7月份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仅为47.9,是2009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值。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印度经济处于十分脆弱的局面,经不起半点风吹草动。
  2016年11月,宣称要“打击黑钱”的莫迪政府宣布禁止使用两款大面额纸钞:500卢比与1000卢比。这两种大面额纸币一度占印度社会货币流通总额的86%。因此,当时,这一史无前例的禁令一出,导致印度社会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流通的现金减少了近一半,这对生产制造和私人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印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均出现下滑,建筑业甚至出现-3.7%的萎缩。2017年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仅为6.1%,可以说有“废钞令”影响的因素。
  在刘宗义看来,莫迪采取“废钞令”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首先是选举的需要,切断反对党的资金。因为印度民间有大量现金,包括政治献金也未必通过金融机构流通。”2017年3月,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可见莫迪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莫迪的“废钞令”让印度央行达到了集聚资金的目的,因为“废钞令”迫使印度民众把余钱都存入银行,这样印度央行可以积聚大量资金用于基建和投资。
  至于莫迪政府的另一项改革——2017年7月启动的印度独立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使得印度的商业在短期之内极度恶化。
  
老调重弹
  
  其实,“印度赶超中国”的论调并不新鲜。2003年,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黄亚生和印度裔学者韩太云在美国《外交政策》7月号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成为中印“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在这篇题为《印度能赶超中国吗?》的文章中,这两位来自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学者预言,印度在未来可能超越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依靠善变而不可靠的外国投资和技术驱动,而印度主要靠国内储蓄和创业精神驱动。
  14年来,相同言论不绝于耳。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21世纪到后来不是中美之争而是中印之争——除了“人口红利”这一显性优势外,印度值得骄傲的还有政治制度和语言优势。
  事实真是如此吗?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目前有人口13.7亿,而印度人口是13.4亿。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这一群体高达9.5%,印度是5.6%。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意味着拥有更多劳动力,而老龄化则意味着需要更加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同时还可能面临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比印度严重,但印度贫困与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八成。中等收入群体只占印度总人口比重3%,而这一数字在中国为18%。
  而且,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其每年需要至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这种“无就业增长”就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1月,印度的就业人数约为4.084亿人,失业人数与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总和约为2590万人。而截至7月,印度的就业人数已降至4.054亿人,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也下降至1370万人。印度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马什尔·维亚斯坦言:“失业的是青年人,不找工作的也是这些青年人……这类没有工作而又不找工作的年轻人很容易从事非法活动。这会让印度的人口红利成为噩梦。”
  刘宗义表示,印度失业者往往教育水平很低。“印度的精英教育很发达,但是基础教育落后。很多国外企业到了印度,找不到大量合适的技术工人。”有数据显示,印度的成人扫盲率只有63%,妇女甚至不到50%。
  至于印度人沾沾自喜的语言优势,也可能是假象。
  在2016年全球成人英语熟练度调查中,亚洲国家前四位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印度人的英语属于“中等熟练水平”,指标得分超过本地区的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更超过在欧洲较为落后的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而10年前,印度在这一指标上曾落后于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家宪法认可全国1652种方言中的24种为官方语言。维基百科显示,在印度,说英语的人群约1.25亿,占总人口比例12.18%,而只有0.02%的印度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英语流利程度非常高,但不代表英语国家的人听得懂。至于普通民众的英语水平,就更不敢恭维了。
  
三座大山
  
  由于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印度的法律制度有很深的英国痕迹。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制度效率较低。而旧的税收制度、土地法和劳工法,是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
  一直以来,印度税种超过500个,且各邦州独立制定税率,商品跨越不同邦州需要缴纳邦税,落后的、糟糕透顶的税制抬高了经济运行成本,在世界银行“纳税便利度”调查中,印度在190个国家里排名第172位。旧税制还造成政府财政控制力过弱,印度税收占GDP比率仅有16.6%,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这导致政府行动能力下降,特别是在基础建设成为印度经济重大制约的今天,增加政府财源进而增加基建投资显得尤为重要。
  莫迪政府7月1日推行的税改,将用统一的全国商品和服务税(GST)来取代繁琐且混乱的邦州地方税和联邦税。
  与此同时,印度征地之难举世皆知。依据现行《土地法》,企业征地需获得80%受到影响的家庭同意。韩国浦项制铁(POSCO)曾计划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投资53亿美元建设600万吨粗钢生产基地,终因土地问题撤消了投资计划。印度本土巨头安赛乐·米塔尔想在奥里沙邦投建1200万吨钢铁项目,从2006年起折腾了8年才完成第一阶段征地。
  在莫迪政府积极推进下,2015年4月印度下院通过了《土地法》修改草案,规定印度工业走廊建设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网建设等“公共用地”,政府可不经农户许可以市场价收购,同时补偿给农户每家一个工厂工作名额。同年9月,该修改草案却在巨大压力之下被宣布失效。迄今为止,莫迪政府都没有取得土地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而印度的劳工法也让许多外企望而却步。据悉,印度劳工法非常严格,再加上当地工会组织发达,导致印度工人效率低下,极易导致工期拖延甚至经营停顿,这也制约了外企在印度雇佣大量劳动力。
  
种姓制度是死穴?
  
  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还受到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种姓制度的掣肘。
  印度教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用嘴巴创造了婆罗门,祭司阶级;用两条胳膊创造了刹帝利,武士阶层;用两条腿创造了吠舍,商人阶级;用脚创造了首陀罗,主要职责是种地劳动,这是最低的种姓。在这四个种姓之外的就是贱民,主要从事清扫垃圾、粪便等污秽的工作。在这种制度下,高种姓不能和低种姓结婚,不能一起吃饭,高种姓的人甚至不能接受低种姓递过来的东西和准备的食物。
  印度独立后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为了保证低种姓人和贱民的基本权利,印度实施了“保留政策”,在选举、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招聘和招投标、大专院校招生等方面为贱民阶层保留了约27%的名额。今天,在印度很难一眼发现种姓的影子。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姓氏透露了种姓,然后大家便采取相应的待人接物的方法。
  据悉,婆罗门在印度人口中只占2%-5%,却占据着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超过70%的岗位,医生、工程师、律师等高收入的体面工作多数仍属于婆罗门。7月20日,来自“贱民”阶层的考文德当选印度第14任总统。但印度总统的职责主要是礼仪性的,不掌握实权。考文德和来自吠舍的总理莫迪同属印度人民党,当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莫迪政府的地位。
  在刘宗义看来,印度的政治基本上还是把持在高种姓的人手里。低种姓或穆斯林成员只是点缀罢了。
  种姓制度的“回火”也在印度燃烧。
  8月9日,至少50万印度人走上街头抗议。这是以“保护马拉地族”为诉求的一系列游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2016年8月9日以来,印度多个城市爆发了57场游行,又被称为“马拉地风暴”。马拉地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之一,占印度总人口的7.6%,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该邦首府为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近年来,由于失业率攀升以及农场收入减少,印度各地农村关于保障就业和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因为要求增加对农民阶层(贱民)的配额,这些诉求也是对印度历来种姓制度的挑战。
  如此饱受内忧困扰的印度象,究竟有多少实力和中国龙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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