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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辉: 在曲谱上用心勾连“古、今、中、外”

日期:2017/11/15 阅读 ( 502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在教育部正式公布的2016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名单里,赫然可见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教授的大名,他也是长江学者设立以来,音乐领域享此殊荣的第一人。能评上长江学者,叶国辉非常感谢上音这个平台。“创造性地学习、教学,不断涌现新作品,是上音老前辈们给予的启示。”
 
记者|孔冰欣
 
  过三巡,我遥遥踏歌而来;
  指尖轻点,挽住古老的乐符;
  我打开时间与空间的留声机,且听风吟,然后终于确定,从千年前到千年后,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在月色与雪色之间,音色是第三种绝色;
  我甘愿做此间的一“叶”扁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在教育部正式公布的2016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名单里,赫然可见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教授的大名,他也是长江学者设立以来,音乐领域享此殊荣的第一人。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叶国辉广泛涉猎交响乐、室内乐、电子乐等不同领域,以多元的架构和视角,于当代语境凸显传统典范。其音乐个性化的感悟,试图涵盖对本体属性、时空效果、中国元素以及全新技术的多点融合与思索,而“古、今、中、外”四个字,则是破解这位长江学者爱乐迷宫的关键。
 
古与今:曲水流觞,听唐朝来的音乐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是很有意思的”是叶国辉的高频句,完全符合人物特性。他兴趣广博,除音乐外,还雅好历史、军事、运动、绘画。“很多作曲大家,文章也都写得好,比如桑桐先生、陈铭志先生、杨立青先生、赵晓生先生等等。音符输出与文字输出一样,都是创造性的东西,所以你个人的生活阅历、对世界的了解、对古今中外音乐信息的录入非常重要。现在国际上一些成绩斐然的中国作曲家,最初经验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以叶国辉自身创作为例,他在研究了京剧相关信息后,自己合成了《京剧印象》非传统意义的歌词,涉及剧种历史、重要人物、行当划分、锣鼓经和传统剧目等,并广泛采用衬词;在音乐的处理方面,突出了京剧具有特征和代表性的音调,吸收了韵白和京白等表现手段。《听江南》用多情的评弹贯串乐曲始终,水乡旖旎情境自不待言,还令人联想起唐教坊曲及五代婉约词。《望大陆》源自于右任在台湾写的《望故乡》,音乐完美渲染出于氏怅然独立、渴望落叶归根却未能如愿的爱国情怀。《日落阳关》时隐时现的朦胧与古朴在《暮江吟》里继续意境延伸,烟波浩渺,秋水长天。一阙《曲水流觞》,受王羲之《兰亭集序》与李宗谟《兰亭修禊图》的启发,让永和九年的宿醉似醒非醒……这些为人称道的作品,无一不是音乐强度与人文强度“强强”联合的产物;“没有对大文化深入的理解与热爱,所有的艺术表达终究是苍白无力的。”
  而最能体现出叶国辉穿越古今、“走火入魔”的作品,或属《唐朝传来的音乐》。“我对古谱的研究兴趣,最早估计在1982年左右。那时还在文工团,演出的空档,我经常泡在图书馆,翻阅与中国传统古乐谱相关的内容,如《弦索十三套》等等;求学上音期间,也听了不少与古谱相关的专家讲座和音乐会。我觉得自己其实是有专业上的优势的:本身是作曲家,精于复调,又特别研究了中国传统音乐里多声部音乐的构成方式。因此,在呈现古谱的时候,我期望融合理论与技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虽糅新风,但整体上‘修旧如旧’。”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位。”叶国辉遍查史料典籍,筛选文本,一直在寻找最具有说服力的、被古谱学界所公认的、在学术方面经得起论证和检验的古谱样本。2013年,研究获得了两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一是在上音著名古谱学家陈应时教授和唐代音乐专家赵维平教授的帮助下,渐渐聚焦英国音乐学家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主编七卷《唐朝传来的音乐》卷四中的《酒胡子》,通过纵向比较来自《凤笙谱》(约1201)、《新撰笙笛谱》(约1303)、《仁智要录》筝谱(约1171)和《三五要录》琵琶谱(约1171)的四首同名不同版《酒胡子》,发现结果非常接近。二是意外地在网络上发现了日本雅乐视频《酒胡子》,并将毕铿等人译谱的《酒胡子》与该视频进行了严密的比较研究,得出高度同源的结论。至此,叶国辉敢于放言,“《酒胡子》在译谱文本的理论上和现存音像的实际中,被证明是具有唐朝音乐特征而遗存至今的。换言之,依据《酒胡子》为素材进行编谱和作曲,并使之演奏而获得的声音,是具有一定唐朝音乐的音响特征的。”
  叶国辉版《唐朝传来的音乐》,正是其“虽糅新风、修旧如旧”的一次大胆实验。中、日、韩、越亚洲乐器群同台荟萃,再现高华古风;三位演奏筚篥和两位演奏横笛的女性,是对与《酒胡子》年代相近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清吹”场景的解读;交响乐队、管风琴、人声和谐统一,从多元化、跨文化的立体层面,或多或少地让听者若睹长安一片月,若闻觥筹交错、诗人吟啸、艳伎笑语。叶国辉说,寻寻觅觅,能对上一个《酒胡子》,殊为不易,而千年兜兜转转,尽管很多古谱散佚不详,但是音乐里那种原始的文化基因仍有续存,令人欣慰。“我的曲目借用毕铿书名,只为致敬唐乐及其研究者。哎呀,我都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资料了。有朋友开玩笑,老叶啊,你挖得太深了,不光做音乐,考古、历史、美术都插了一脚,心思太活。那么,我究竟算不算‘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呢?”
  今后,叶国辉对作为长江学者项目的《酒胡子》的“执念”,恐怕将日久弥浓。现在,他准备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关于《酒胡子》、关于唐乐的更多线索,倘若时机成熟,还可能在明年举办《唐朝传来的音乐》上海、北京专场,依次演奏不同类别的《酒胡子》,并开展延伸的讲座,让“唐朝传来的音乐”彻底爆发,完成一次传统文化的雅韵洗礼。
 
中与西:一张老唱片,影响挥之不去
 
  出乎意料,从小家学渊源(父母是高校作曲系老师)、浸淫于音乐的叶国辉,“坦白”自己起初其实并没有所谓过人的痴狂。“小时候学钢琴,我一边弹一边算时间,怎么还没结束?心不在焉的程度,我爸我妈看得清清楚楚。”
  8岁时,叶父叶母被下放到农村,出发之前收拾东西时,父亲随手拿了一张唱片放到纸箱子里用来固定碗筷。到农村后,作为无线电爱好者的父亲费尽周折搜集了一套配件组装了一部留声机。于是,唱片里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合唱幻想曲》和瓦格纳的《唐豪塞》序曲成了叶国辉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音乐印象,以至于他早期的作品中总有瓦格纳和贝多芬的影子。“在农村总看样板戏,那我当然也会换换口味、暗暗‘享受’,躺在爷爷留下的椅子上反复听老唱片,每一段细节都‘倒背如流’。”
  叶国辉告诉记者,“我也不知道后来创作《中国序曲》的时候,那个音乐语言是怎么流淌出来的,反正一切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能确认的是,瓦格纳《唐豪塞》序曲的音乐情绪、表露方式,特别地触动我,在《中国序曲》里有明显的体现。记得2001年上海之春开幕式,《中国序曲》首演,且是上半场的首支曲子;到下半场,我赫然听见,第一首竟然是《唐豪塞》序曲,太神奇了!”这份呼应的巧合,像缘分善意的逗弄。
  是的,缘分,与音乐的缘分湮没不了。那段看样板戏的时光,以及那张无可替代的老唱片,站在某种“一中一西”的位置,亦被他视为音乐道路上的启蒙。有趣的是,其《森林的祈祷》运用印尼佳美兰音乐诠释原住民远离故土的淡淡惆怅,以及《频率20.009》里电子乐“东方红”等具有行为艺术特征的表现手法,双双凸显了作品在历史立意、跨文化“取景”上的独到性。
  叶国辉认为,与其他民族、国家的音乐文化进行对话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虽然音乐作品的审美取向、创作来源一定会和文化底蕴以及作曲家的个人性格相关,但不同文化之中也存在共通之处,能够让我们在聆听或演奏音乐时达到情感的共鸣。有鉴于此,他会有意识地在同一作品中同时选用交响曲、管弦乐、人声,采取国际通行的范式,便于不同肤色的人抵达审美认知、价值判断的相同彼岸,延展“美”的故事与“美”的意境。
  另外,叶国辉创立的“听见中国”音乐项目,也充分实践了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聆听得越真,感受得越深,创作得越诚”,一批外国留学生通过对中国的传统国乐、昆曲等艺术形式及其演变发展进行亲身体验、实地考察,爱上了中国文化、传播了中国文化,也创作出了优秀的跨文化音乐作品。“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让更多人恋上中国文化,是这个项目最大的收获。‘听见中国’到今年已经做到第三届了,10月22日,我们和捷克国家交响乐团合作了一场音乐会,我的交响乐《王羲之》在音乐会上世界首演;11月中旬,将赴奥地利演出,作曲大家米哈伊(Tristan Murail)这回特意精选了在其指导下,三位上音学生、三位外国学生写的中国民乐作品。届时,我还筹划了一个讲座,以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形式,再讲一讲王羲之,讲一讲唐朝。”叶国辉介绍。
 
传与承:从上音“老人”,到下一代
 
  能评上长江学者,叶国辉非常感谢上音这个平台。“创造性地学习、教学、不断涌现新作品,是上音老前辈们给予的启示。”而在整理萧友梅、贺绿汀等大师的一些曲谱时,叶国辉对那份治学上的“上音精魄”,也有了更透彻的领悟。“有一次,杨立青老师带着我一起听了澳大利亚某交响乐团的来访演出,内有一位作曲家来自中国。杨老师与其相谈甚欢,话题涉及很广。最后,杨老师恳切地说,欢迎对方交流任何想法,看是否根据个人特色安排来上音讲学。我们学校,一直希望让最优秀人才对接在最合适的专业,这样的努力,堪称伟大。”
  1986年,叶国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老师,叶国辉认为,最需要传授给下一代的,就是“老一辈的先生们把自身的专业融为生命的一部分的状态”。“像我们系的老系主任陈铭志先生,我当时就问他:‘您怎么发表那么多文章啊?’因为我进校前就阅读过陈先生的文章。陈先生就跟我说‘我备好课就是一篇文章’,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桑桐先生,像他的那些著作真的是了不得,他们对年轻人的支持。我1999年留学在外的时候,桑先生还专门写信给我,特别关心我。之后他耳朵其实特别不好,我有次拿作品给他听,他戴着扩听器,我把声音调到最大,他夫人跑出来对我说:‘你别再调大了,他听不见。’尽管是这种情况,但是我感觉他好似还在听我的作品。还有杨立青老师,他当时教配器,而他所写的那本教材是目前最好配器教材。这本书后来好不容易出版了,但其实时间已经很晚了,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杨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有次我给他发信息说:‘大家都在说您这本教材真是了不起’,杨老师回复我就是很简短的一句话:‘国辉啊,我就是喜欢而已。’这些前辈们,真的都是我们的榜样。”
  作曲学科的教学,跟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叶国辉在教学的时候常常也有体会,“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从各种的人文信息中,发展自身,达到创作实践的高点。”
  天南海北,揣着中国音乐任逍遥,叶国辉和上音的同学们既体会到难以言喻的快乐,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014年,上海音乐学院代表团应邀参加“法国尼斯芒卡音乐节”,叶国辉是领队。当时,音乐节标志性会标——头戴耳机的兵马俑,在尼斯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而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音代表团的演出在尼斯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的旋风。“我从《韩熙载夜宴图》谈到《唐朝传来的音乐》,从《兰亭序》谈到《曲水流觞》,法国人叹为观止;五美清吹,身着汉服,演奏唐乐,原汁原味呈现古色古香;观摩《乐舞图》彩排的当地小学生,看完展示,对中国乐器萌发了深深好奇;最后的音乐晚会上,中法作品交相辉映,待《唐朝传来的音乐》响起,筚篥宛转,笛音清越,场面非常震撼!”叶国辉透露,由于演出声势浩大,法方一开始询问能否适当减少人员,但为追求最佳舞台效果,他依然要求动用100多人的最大编制。
  叶国辉的作品体现了他偏爱中国元素的特征,这延伸到了他的“听见中国”项目。“音乐没有国界,音乐也不需要翻译。音乐的独特属性为人与人之间提供了可以共通、共感与共鸣的信息链。”叶国辉认为,‘听见中国’也算是上音学术上的一种传统与精神,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重要的音乐学院之一,像我们这样的音乐学院,它应该,也必须,担负着中国音乐文化的最前沿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学科建设与文化引导。另外,年轻的作曲家们在今天拥有了更好的机遇与平台,期待他们的精彩创造,让音乐传递美好,让世界听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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