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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欲望值

日期:2018/1/17 作者: 林奕华 阅读 ( 228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知道不代表懂得如何反客为主,能把消费者的欲望摆弄得妥妥帖帖。
林奕华
 
  为什么一部电影会有十几亿到二十几亿的票房?答案似乎从来只有一个,因为它的欲望值分数很高。什么是一部电影的欲望值呢?
  从历史上打破卖座纪录的电影来看,那就是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性,反映人心。只要对比1960年代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和台北的反响,便不难发现“一样风光两般情”。
  出品《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的是扎根香港的邵氏兄弟公司,在它之前,黄梅调电影在以粤语片为第一语言的香港并未大鸣大放,就算电影放映之后,它的影响,也是来自另一块土地,另一种文化:台湾。《梁山伯与祝英台》登陆宝岛如特袭的旋风,把台北陷入“狂人城”状态。连续上映三月不辍、观众有看过百次以上,尤其当梁山伯饰演者凌波赴台宣传造成的“墟冚”(广东俚语,意即“城镇沦陷”),“创下中西电影票房纪录,在台北售票数占人的九成”。在香港反应平平的同一部电影,隔了片海,却缔造了历史,创造了神话。
  更有意思的,是李翰祥开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灵感,本来自1953年桑弧、黄沙执导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先的戏曲艺术电影,经好莱坞式片厂制作包装──原产地香港的强项──转销台湾,绍兴戏不但变了黄梅调,糅合西方乐器和现代编曲,最重要是朗朗上口的唱腔,于是一颗新星诞生。因为它能令一定数量的“广大群众”愿意把自己的情意(结)投映到它的身上去。
  既然是情意(结),当然有它的复杂性。既包含对未来之美好的憧憬,也有对过去之磨难的申诉,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当下之迷惘、失意、委屈的舒解,致使银幕上无论是谁在演出,那都是“我”的故事。作为观众,美其名是旁观者,然而若是隔着太多的障碍,使自己再看不见与找不到“我”了,电影便会落入“看不懂”“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的评价里。相反的,看见想看见的自己,听到想听到的心声,那才叫做有共鸣。
  而这样的心理对于从事电影工业的生产者来说,理应是万无一失的制作方针。劳民伤财拍一部电影,若不能迎合大众需求,不怕血本无归?任何艺术只要是必须靠市场销售才能生存,便要接受商业法则的考验。没有电影人不知道观众的心理决定一部电影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一刷、二刷,抑或送票也不要入场——问题是,知道不代表懂得如何反客为主,能把自己拍的电影变成驯兽师,把消费者的欲望摆弄得妥妥帖帖。
  所以,有些电影叫好不叫座,另一些,是只求叫座不屑叫好──什么是好?如果观众已用真金白银投了票,那还要以什么来证明一部人人争睹的电影不够好?这道理在很久以前已经有小说作家用来给自己的作品“欠缺深度”辩护,大意是,有深度但读者不买单,写了出来也没有人买,那深意不就是零?要怪就怪“欠缺深度”的作品永远畅销。承担责任者,又为什么不是买书的人,而是作者?简而言之,都是社会的错。而这个“错”,又成就了适逢其会的一些“对”。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主题是男人长不大、女人老得快。片中各种状况的男女遍地皆是,经过无数折腾,结局是女人找个暖男安定下来生小孩,男人找个崇拜自己的90后继续当“成功人士”。尽管内心孤独,但要两人放下面子主动去跟对方破冰,一个情愿对空气说一万次我爱你,另一个情愿吃过敏食物吃到进医院,然后分头各自嫁娶。
  大众明显对他们的心理很认同,不过据闻贡献巨大票房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二、三线城市。这正好解释了欲望值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为何重要:男女主一走入社会便飞黄腾达,喝红酒、开跑车、住大公寓。一个人飞世外桃源散心,上班服天天新款。如果没有这些 lifestyle 的包装,换上粗茶淡饭,同一个与前任藕断丝连的故事,会不会少了很多带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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