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近日演讲时说，"十一五"规划的中心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在实现过程中，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和政府改革。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是用投资和资源投入来拉动的，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为了扭转这种增长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和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但转变过程中面临四个体制性障碍：第一，政府而非市场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官员政绩考核以ＧＤＰ增长为标准；第三，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要追求产值；第四，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浪费。这四个体制性障碍在"十五"期间变大了，各级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绝对地增大，突出表现在土地批租上；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了，但政府改革跟不上去，使得旧的增长模式复归。所以每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增长９％－１０％这个水平的时候，很快就会出现原材料、能源、交通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吴敬琏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如果不改变，可能会导致投资收不回来，收不回来的投资进而变成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碰到偶发的因素，潜在的危险就会爆发，并威胁到我们长期的经济发展。

    吴敬琏称，"十一五"纲要的文本里有几个主要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策，第一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第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第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